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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可見其史料價值。

竹書紀年早在漢代時就已經散佚。279年的西晉,一個位於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盜挖,盜墓者被捕之餘,亦同時讓墓裡的大批竹簡出土。當時國家對這件事情非常重視,晉武帝命令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負責翻譯竹簡。

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起於黃帝,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期間又遇上八王之亂等多次政治紛擾,秘書丞衛恆在從事“考正”時際被殺,使整理的進度大受打擊,由衛恆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最後負責官員把史書紀錄的部份整理好,並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多記晉國與魏國之事,一般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

由於《史記》採用紀傳體來記述事件,竹書紀年的出現,可以從另一角度審視史記內容,如“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幹王位”,與史書有極大差異。

如“(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可見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甚高。

所以說,《竹書紀年》對史學界的震撼,在於它所紀錄的史料與《史記》所描述的不單隻內容不同,而且價值取向相異。竹書紀年描述了從夏朝到戰國時期歷代所發生的血腥政變和軍事衝突,根據《史記》所記載,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後,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的將國家交給他。太甲復位後,沉痛接受教訓,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聖君。不過,《竹書紀年》對此卻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也有很多,第一方面是孔老二一直以來就不斷為人垢弊的事情,改史或者說編造史書。

當然,從根本上來說,孔子在寫《春秋》的時候,刪去了自己認為消極的記載,想以此促進社會積極發展。

站在孔子的角度,要宣揚禮儀仁義,自然要寫積極意義的東西,促進人們對於禮儀道德的追求。

所以相較於孔子所說,上古聖皇道德高尚,乃是他認為的聖人。自然是遵從禪讓制度,挑選賢能道德賢人禪位。

然而事實上以禪讓為例來說。禪讓在儒家**道德治國體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禮以仁治國的典範,而實際上《竹書紀年》記載卻是:“昔堯德衰,為舜所囚”,還說“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就是棄,周人始祖,舜的親信,顯然是舜監禁了堯,流放了堯的兒子才登上王位的,哪裡有什麼禪讓?《韓非子·說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此外,很多的文臣猛將就像前面說的伊尹,或者說“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幹王位”等事件,都是屬於不利於儒家禮儀,道德發展的內容,所以被他修改成那種模樣。

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頗為特異,與傳統的正史記載不同。五帝紀,關於舜的記載,就跟史記等正史所載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為不同。引述如下: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

夏紀所載則是系統前面介紹過的情況,與《史記》只是記載“太康失國”不同,還記錄了羿的事情。讓羿代太康,成為夏王朝統治者的這些舊事得以重見天日。

殷商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在於伊尹的那一段了。

周紀最與《史記》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記載。按照史記等正史所載,共和行政就是周厲王被國人趕走之後,周公、召公二相共同執政。而周紀則說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國的伯,名和者,攝行君位。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說法。

另外,還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記載了周幽王死後,兩王並立的史事。乃至是穆天子北征犬戎,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都是有記載的。由此可見,《穆天子》的內容雖然有很多神話的內容在其中,但是刨除掉一些荒誕不經的東西以後,還是能得到一些史實內容的。

《穆天子傳》主要記載周穆王率領七萃之士﹐駕上赤驥﹑盜驪﹑白義﹑逾輪﹑山子﹑渠黃﹑驊騮﹑綠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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