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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秦王的護衛軍名叫羽林衛軍,晉王的叫興武衛,而燕王的叫金吾左衛,也就是燕山左衛。
如此也就罷了,皇帝還嫌不足,在《祖訓》中又規定,“王府指揮司官兵屬官隨軍多少設定,不拘數目”,這實際上是放開了各王府對軍隊的限制,所以各王究竟有多少兵,誰也說不清楚。尤其是近十幾年來,皇帝大誅功臣勳貴,將統兵之權轉移到幾位藩王手中,幾次征伐北元的戰爭,軍隊甚至都要聽從晉王和燕王節制,而除了秦晉燕三位擁有戰爭指揮大權的藩王之外,參與北方軍務的還有谷、代、肅、遼、慶、寧王,便是九王駐邊的由來,而這些藩王,無一不是領兵出征、嫻熟軍旅之人,比如說去年秋天,欽天監卜得胡虜將要南侵,皇帝命晉、燕、代、遼、寧、谷王出動都司及護衛軍馬,嚴陣以待,最後六王竟合兵十五萬,那可是十五萬精兵強將啊,雖然最後並沒有胡虜南下一事,但是在北方的諸王卻無一不是連年統兵,巡防駐邊,想想除了秦晉燕這三位藩王,其餘六個藩王不過是洪武二十五年才分封出去的,如今都可以領兵作戰了,可見軍旅之中,如何歷練人,而曾負責訓練和教導過弟弟們的秦晉燕三王,又當是如何驍勇善戰。
而分封在南方的楚王、湘王也不可小覷,因為他二人也帥軍征討過南蠻,俱都獲勝。那麼諸王的兵馬,就像寧王在奏疏中所稱——帶甲八萬,革車六千。這些手握重兵、如狼似虎的藩王們,在外分鎮,就是隱患。
他們會不會老老實實,會不會心甘情願地向朱允炆這個侄子稱臣,也未可知。而朱允炆這種憂慮,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他在一些所謂的小事上,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了這種威脅的存在。
比如說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的時候,秦晉燕周齊王奉命來朝,在與叔父們見面的時候,便有一種若有若無地尷尬和恐懼包圍著他。這種尷尬先是由於禮儀引起的——因為他是以“皇太孫”的名義入主東宮的,輩分比親王們低,年紀也小,朝廷專門為此修訂了“親王來朝儀”,規定“在朝行君臣禮,便殿行家人禮”,也就是說,先由幾位叔父在朝堂之上對他行八拜的大禮,這是大朝會;常朝則一拜,這是臣子見君的禮節。而在便殿,伯叔兄西向坐,要受他的四拜。
當五位叔父向他行禮的時候,他已經如芒在背惶惶不安了,他發現沒有詹事府的人在背後站著,他就找不到一點底氣來。他心裡那時候就想,諸王以叔父之尊,而屈居臣位,向侄兒跪拜,他們願意嗎,他們難道就沒有一點怨望的情緒嗎?反過來,自己以皇儲之尊又要向諸叔四拜,他自己都感到不舒服。
皇上的用意本來很好,為君有為君之道,為臣有為臣之道,要恪守忠義,恪守忠孝,無論有多大功勳,身份有多顯赫,君臣之禮不可僭越,這是諸王拜他的原因;而他拜諸王的原因,是因為敦睦九族,講究親親之誼。
這就是“尊尊”和“親親”,“親親”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愛護團結,“尊尊”不僅要求在家庭內部執行,貴族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君臣之間都要講尊卑關係,講秩序和等級。而皇上要的,是親親尊尊達到完美的平衡。
但是可能嗎?
朱允炆顯而易見地感到了不適,他沒有從這樣的禮儀中得到任何的安全感和對他“君”這個身份的認同。而諸王想必也是一樣,匍匐在他腳下的時候,不能很顯然地認識到他們自己的身份,和對面受他們八拜又還之四拜的人的身份。
這要是讓張昭華來看,她就能認識到矛盾究竟在什麼地方——皇帝在這裡最大的失誤是對人性的誤判和扭曲。中國古代一直實行“人治”,在斷獄的時候甚至人情高於律法,而任何規章、道義都是由人定的,也就必須由人來確認、來遵循。而參見東宮皇儲的參拜禮和家人禮截然分開,致使雙方在這一場所謂的“明禮之禮”中,扮演了雙重角色:政治上為君的人,家人中為侄;政治上為臣的人,家人中為叔,就導致了一種什麼情況,每當行完禮後,所有人會陷入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之中。
這種心理衝突還有個背景,就是皇帝如今越來越老,權力並不是穩固而是在角逐之中,所有人在政治人格上,是充滿了矛盾,也在漸漸異化。
“《詩》雲:‘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黃子澄道:“忒,差錯也。這一句的意思,便是說,他的儀態舉止沒有差錯,便可以成為四方之國的表率,受天下人擁戴。”
黃子澄講解的時候,就看到太孫若有所思的模樣,他便停下來,含蓄地問道:“殿下,臣方才所講,可是有錯謬之處?”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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