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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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又立即叫經濟部三個副主任和部辦公室主任一起返回檢察院，不給艾豐和他們對口徑的時間。幾個人一齊去了檢察院，分別談話，一直到夜裡10點多鐘。幾個人回來向艾豐談到談話的內容，這時艾豐才恍然大悟：檢察院是對著自己來的？！

第二天、第三天，檢察院的人不斷找艾豐“瞭解情況”。艾豐索性就跟他們挑明瞭：“我清楚了，你們不僅是懷疑我們的記者有問題，還懷疑我有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現在清楚地告訴你們，我和長城公司一點直接接觸都沒有，都是我根據記者的彙報作出決定。長城公司的報道我還專門問了一下，瞭解到它是主管部門支援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典型才簽發報道的。如果你們要查我，我沒有辦法，但我肯定沒有問題，勸你們不要耽誤時間，還有更重要的案子需要你們處理……”

艾豐這麼一說，檢察院的人不再來找了，但並不是就此罷休。據知情人說，檢察院曾經有人想對艾豐立案偵查，但考慮到艾豐有比較高的知名度，目前手中的材料又不很過硬，一下子進入司法程式有些唐突，就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交給黨的紀檢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辦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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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點“栽”進長城案（2）

中紀委常委會討論決定，派兩個人進駐人民日報社，查艾豐的問題。這兩位同志內查外調的時間跨度是兩年，一直到1995年秋長城公司結案後，艾豐的問題才做了結論。

審查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1993年剛剛創刊的《中國質量萬里行》雜誌，曾經要了長城公司三萬元錢的贊助作為啟動費。雜誌是由經濟部主辦的，艾豐又是社長。給贊助費的時候，沈太福耍了個心眼，他告訴經辦的記者說：“兩萬塊錢要發票，一萬塊錢可以不要發票。”意思是暗示其中不要發票的一萬元錢，個人可以“秘”起來。艾豐不懂其中奧妙，就按這個辦法辦了。錢收下了，但雜誌社只給長城公司開了兩萬元收據。案發之後，調查的人自然就懷疑這一萬元被艾豐貪汙了。

要說清這個問題並不難。當時，各個部門都有些創收，經濟部也有一個小賬本，上面清楚地記錄了收贊助款三萬，交款的經辦人有簽字，艾豐也有簽字。三萬元的用處也記錄得很清楚，兩萬元雜誌社使用了，一萬元用於裝修經濟部的會議室和買了一套音響，艾豐本人一分錢沒取。但要證實這個問題，必須交出經濟部的小賬本。艾豐遲遲不想交出它，因為怕又引起部門的“小金庫”問題，況且那又是一本“豆腐賬”，自己管了幾年，也沒有認真清理。

“此乃生死存亡之秋”，後來迫不得已，艾豐只能交出賬本了。

這中間，有一個小插曲，後來，艾豐常常向人說起。

要交出小賬本，自己就要首先把賬目搞清楚。所謂賬本，就是一個橫格本，按照時間順序記錄著入賬和出賬。所有的現金裝在一個大牛皮紙袋子裡，進賬把錢放進去，出賬把錢拿出來。還沒有算賬，艾豐就告訴副主任們，現在剩下的現金有多少，報完了現金存量再去算賬。沒想到，一核對，麻煩來了，竟然多出來一萬元錢！花了一個星期的晚上反覆核算，還是多出一萬元錢來！按照會計學知識，賬目是“逢多必少”，多出來錢，就意味著少了錢。沒辦法，艾豐只好找到副主任吳長生，請他幫助清算一下。第二天，吳長生告訴他，一萬元錢找出來了。原來有一筆收入只是一個條子，粘在賬本上，艾豐算的時候把它作為單據而沒有當收入專案計算在內。

一萬元終於找出來了，賬本一分錢都不差。部務會議的成員又審查了一遍，大家簽了字，便交到中紀委的同志那裡了。中紀委調查組又透過他們的會計核算後，與艾豐談話，弄清了他們搞不清的賬目記錄上的問題，最後確認，艾豐本人不僅沒有一分錢的問題，而且獎金收入在部內也屬於中等。

中紀委的同志有些不解地問：“你這麼大的幹部，直接管這些錢幹什麼？”艾豐說：“不是我願意管，開始部裡有點集體稿費，我說放在辦公室。辦公室的同志說，我們的房間來的人太多，丟了不好說。您的辦公室就您一個人，還是放在您那裡。就這樣，我就把錢管起來了，沒想到有這麼多的麻煩。”

1993年、1994年、1995年，經濟部擔負的宣傳任務非常艱鉅，艾豐一方面要接受審查，一方面又要出色地完成宣傳報道任務。在如此巨大的心理和工作的雙重壓力下，艾豐仍然保持著平靜、樂觀、熱情、積極的心態。許多人當時根本不知道或看不出來，那時他面臨著如此巨大的風險和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