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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名、色。這四樣東西,應該說都是好東西,但就是好東西也不能迷,一迷就完了。

“高官”艾豐:走向總編輯的歷程

第一節錘鍊“權術”

“你們都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你們本著對黨的忠誠向黨交心。”

——陳毅

“權術”這個詞彙,在一般中國人的眼裡是一個貶義詞。說誰搞權術,等同於說誰搞陰謀,這樣的人是不可交往的人。艾豐對權術原來也是這樣理解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他有了新的理解。他認為,權術和學術一樣是一箇中性詞,本身不應該有褒貶。搞學問有學術,學術有高低和對錯之分,權術也同樣有高低、對錯之分。掌權是不容易的,它必然有術可言,做一個好的領導人,應該對權術——也就是掌權的規律有所瞭解。

有一次,艾豐與一些省級領導吃飯,他講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任何人要掌好權,不講權術是不行的。一位省級領導說:“這個觀點比較新鮮,但應該說是有道理的。不過,一般人可能這樣想、這樣做,但不會這樣說。”

艾豐笑著說:“這是我多年走了不少彎路,有了不少教訓,才悟出來的體會,自己做得並不好。”

陳毅的報告

艾豐永遠牢記他大學畢業的時候聽的一場報告。

當時,按照慣例,每年大學生畢業的時候,都有一位中央領導給大家做報告。

1961年給大學畢業生做報告的是大名鼎鼎的陳毅元帥。

雄偉的人民大會堂,坐滿了即將走入社會的年輕人,在主席臺上做報告的陳毅元帥,態度誠懇、平易,語音親切、洪亮,聲調時而委婉、時而激昂,講到激憤之處,擊案而起,全場為之震撼、為之折服。

這一期畢業生趕上了好幾個大的政治運動,“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學校裡還有“紅專辯論”、“雙反——向黨交心”等。在這些運動中,特別是在“雙反交心”運動中,同學們都寫了不少所謂的“向黨交心”的大字報,為了表現自己的積極,這些材料挖空心思揭露甚至編造自己的問題,並且無限“上綱上線”地進行自我批判。這些材料都存放在每個人的檔案中,成為大家心中的一大政治包袱。

記得陳毅老總在臺上充滿感情地說道:你們都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你們本著對黨的忠誠向黨交心。那裡寫了不少過頭的話,這些東西放在你們的檔案裡,將來到了社會上,誰還敢用你們?這些材料,要統統燒掉!

臺下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不少人落了淚。

後來,艾豐回憶這件事情的時候說:“‘實事求是,仗義執言’,陳老總的性格,成了我終生追求的楷模。‘實事求是,是為人之道、為事之道、為官之道’成了我的終生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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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1)

在中國,有正義感不怕吃虧的人不少,而吃了虧能屢挫屢奮,葆有正義感的人卻不多。

為人家說話讓自己倒黴,艾豐一生中有過多次。艾豐不以為悔,還總覺得自己比較“皮實”,一生吃虧也很吃得起,吃了虧還能往前走。

1971年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要把艾豐打成反革命,“罪狀”很多,列幾條看看:

一條主要“罪狀”是“炮打江青,死保走資派丁萊夫”,另一條“罪狀”是“給叛徒翻案”,還有一條“罪狀”是“反林彪”。

在兩年多的“審查”中,艾豐承受了常人難以承受的身體折磨和精神折磨。他說:“那個時候,人們想自殺,是可以理解的。”但對這個飛來的災難、天大的冤枉,艾豐也有另一個角度的積極總結:“對我來說,這兩年‘反革命’當得很有價值。小時候看電影,我就想,如果敵人把我抓起來,我會不會成叛徒?能不能堅持原則?而當了‘反革命’後,我認識了自己。當‘反革命’受的罪挺多:6點半乾活,幹到12點;中午拔草,下午繼續幹活,幹到晚上6點;晚上7點半開批鬥會,批到11點;人家睡覺了,我還要寫交代材料,經常要交代到第二天凌晨3點,然後第二天6點再爬起來幹活。經過了這兩年,我確信自己還是有骨氣的。無論怎麼整我,是我的我全承認,不是我的我一律不承認,也不亂揭發別人。別人揭發我,我也不害人家,還幫人家說好話。原則都是實事求是。”

這些事,真實深刻地反映了艾豐的本性。有的人認為艾豐是“傻子”,有的人認為艾豐“聰明”。艾豐寧願把自己歸入“傻子”行列。他告訴別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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