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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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豐提出，難題出現不是偶然的，乃是我國經濟“二元結構”、農業滯後的必然反映。人口多，土地少，規模小，效益低，弱勢的農村經濟進入市場，必然吃虧。這樣，農民收入低且提高緩慢，就是必然。９億農民購買力低下必然制約全國的購買力，全國購買力不旺，極易引起市場的過度競爭，“價格大戰”必然導致企業效益普遍下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增多也成必然。名義上是12億人的市場，實際打了很大折扣。在市場相對狹小的情況下，外資以強大競爭力進入我國市場，實力薄弱且處在轉軌期的國有企業，在狹路相逢的搏鬥中，處於不利地位，有些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脅。總之，在“二元結構”下，必然是一頭農村勞動力過剩，一頭城市工業品過剩，整個國民經濟難以在統一市場的條件下形成良性迴圈和資源最佳化配置，由此演繹出一系列問題。

艾豐認為，再不能就工業看工業，就農業看農業，而是要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聯絡起來看，工業的出路也要到農業中去尋找，農業的出路也要到工業中去尋找，用工業促農業，用農業促工業。“兩個難題一起解，兩篇文章聯起做。”而把工、農，城、鄉連成一體，最重要的戰略性措施，就是加快農村城市化。

艾豐說，我國經濟到21世紀中葉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麼城市化水平至少應該達到６０％以上。按照以往的速度發展，將很難實現這個要求。

他尖銳地提出：

我國城市化主體是農村城市化。多年來我們研究農村經濟的時候，始終注意“體制載體”，現已形成了比較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