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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國,以剃髮易服來區別順逆。

清廷在順治元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取消剃髮令時,就曾提及前次釋出剃髮令的原因就是“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後來重下剃髮令時也說“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說明清朝統治者對不剃髮易服者始終感到無法信任。

而清廷對平定地區的臣民與臣服外國的態度也有不同,清廷是想要統治中國的,因此“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自然那些不願剃髮易服者,“不幾為異國之人乎”。

因此,“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

清廷短暫取消剃髮易服,更像是為統一全國而執行的臨時舉措。

實際上正如清廷於順治二年六月十五日重下剃髮令時所說,“向來薙髮之制,不即令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這也與多爾袞回覆山東巡按朱朗鑅時所言相吻合,都透漏出取消剃髮令,不過是因為“目下急剿逆賊,兵務方殷”,還沒顧得上衣冠禮樂,姑依明式。

且清初那些反對剃髮易服者的論點,也大多是說“江南正在觀化之初,儻聞此風,人且畏怯而不前,阻人歸順之想,實此言貽之禍耳”,借天下混一來阻止剃髮易服的實行。

而清朝統治者本身也有“恐草野之間特起豪傑,則難為收拾”的憂慮,所以清初取消剃髮令更大的可能只是為統一全國的懷柔舉措。

清廷一直在鼓勵剃髮易服,但大量大臣上疏反對剃髮易服,引起猜忌,加速了清廷重下剃髮令的行動。

其實,即使在取消剃髮令期間,清廷也一直都在鼓勵歸順官民剃頭,多爾袞在回覆趙開心彈劾李若琳時就說到“願剃頭者,方且嘉許之不暇”,後來李若琳被趙開心參求罷時,也被多爾袞駁回,並表示“李若琳首先剃頭,為眾所惡,知道了,當益竭誠盡職,不必求罷”。

後來趙開心本人剃頭後,多爾袞也賞賜他衣帽,雖然多爾袞本人說“不是為剃頭賞他,但因他敢言”,但鼓勵剃頭的意思明顯。

所以看上去,清廷原本可能有潛移默化的方式執行剃髮易服的意思,考慮到順治十年還在為冠服體式下旨,清廷一開始應該沒有那麼急切的想要推行。

但李若琳傳出多爾袞有重下剃髮令的意思後,引起了大量歸順者的恐慌,紛紛上疏反對,又引起了多爾袞的猜忌,這應該是清廷在得知江南平定幾天後,便立馬下剃髮令的直接原因。

清廷一開始並不急切推行易服的原因,可能有物資短缺的考慮在內。

清軍入關之後,北方物資緊缺,很多東西措辦困難,而清朝服飾又不見於內地,一時之間肯定難以改易,所以清廷在順治二年七月下令易服時,就說到“從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價騰貴,一時措置維艱,故緩至今日”。

清初強硬執行剃髮易服是災難性的,不顧官民的強烈反對強行推動已然不妥,祭出屠殺來鎮壓反對者更是錯上加錯。

而造成這個歷史悲劇的最大責任者無疑是清朝的最高統治者,似李若琳這些推波助瀾者當然也起到很多負面作用,但將主要原因歸於他們未免高看了這些人在清初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

部分人僅僅將剃髮易服歸結於孫之獬,但他當時不過是一個禮部左侍郎,比之李若琳還不如,更不用說那些勸阻多爾袞的大學士了。

剃髮令從釋出到取消到再發布的過程中,涉及大量的爭論,僅僅將之總結為孫之獬一上疏,多爾袞一批准就完了,未免顯得滑稽了些。

部分歸順清朝的大臣對清廷統治者也有一些高期望。

比如趙開心在奏疏中就提及“謂我清朝主盟中夏,急當講求帝王文物之理,方將進皇上王上加袞冕以隆郊祀,以示觀仰”,不僅反對剃髮易服,還希望多爾袞與順治能加袞冕。

即使後來執行了剃髮易服,也仍有大臣提出“朝祭宜複用袞冕”,當然這些提議都被拒絕了。

可見在明清易代時,清朝統治者與歸順大臣之間關於衣冠制度是存在認知衝突的,這些認知衝突,在前期因為兵事問題被清廷暫時壓了下去,給了歸順官民一種錯覺,甚至更高的期盼,所以當問題重新浮出時,清廷統治者會“驚覺”居然有這麼多人反對剃髮易服,甚至讓他們有必須強硬推行的感覺,這可能也是清廷前期強硬執行剃髮易服的一個原因。

晉商之流的漢奸,以及滿清入關之後剃髮易服這兩件,是給韋爵爺留下最深印象的兩件事。

韋寶對晉商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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