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6 曹文詔來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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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下令取消。

順治二年四月初五日，多鐸率清軍自歸德府起行，進兵江南，至五月十五日，入南京城。

大約同時間在北京，李若琳，時任禮部左侍郎兼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忽傳多爾袞有重下剃髮令之旨，引起軒然大波。

順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御史趙開心彈劾李若琳“不能以道事君”、“悖旨惑民”，並表示希望“以禮樂衣冠之治治天下”。

此疏被多爾袞駁斥，但其仍表示“若不願剃頭者，亦不必強其情”。

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得到多鐸平定江南的捷報。

順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多爾袞對大量奏疏反對剃頭並引“舊朝禮樂制度”感到不滿，並表示“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在場的大學士以“指日江南混一”為由勸阻。

順治二年六月初五日，清廷敕諭多鐸，下令“註冊各處文武軍民，盡令薙髮，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

順治二年六月十五日，清廷正式對全國下達剃髮令。

清軍入關後，最初的剃髮易服政策與入關前並無不同，以是否剃髮為判別叛逆的標識，“以別順逆”，對那些“雖稱歸順而不薙髮者”的評價也是“有狐疑觀望之意”，顯見對不剃髮者的不信任感。

但僅僅過了二十來天，清廷便取消了之前的剃髮令，“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理由是“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

這應該是地方下的普遍牴觸，甚至是抵抗，與朝堂上大量官員勸阻的結果。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取消剃髮易服命令是多爾袞的本心。

事實上，順治元年的七月，多爾袞在回覆山東巡按朱朗鑅希望新補監司三人用明式衣冠的奏疏時，就說“目下急剿逆賊，兵務方殷，衣冠禮樂，未遑制定。近簡用各官，姑依明式”，看上去答應的頗為勉強，取消剃

發易服的命令。

其實更像是一種臨時性的舉措，這與後來重下剃髮令時所言“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倒是頗為一致。

因此，當多鐸不斷傳來前線順利的捷報時，傳出有重下剃髮令之旨也就順理成章了。

根據時任陝西道監察御史趙開心的奏疏，作為侍讀學士的李若琳“貪位固寵”，“垂涎內院一席”，“忽傳王上有官民剃頭之旨”，“舉朝聞之爭相錯愕”。

當然，趙開心的彈劾，可能並不單純，似乎涉及到清初黨爭的因素在內，不過其奏疏的核心，仍是反對剃髮易服，並在奏疏裡將多爾袞歸到同樣的陣營，顯然是希望多爾袞能平息所謂的“傳聞”。

然而現實卻不那麼美好，多爾袞的回覆異常強硬，“將欲使通國官民，不遵清制，而終為明朝人物乎”，但此時多爾袞對剃頭一事未有勉強。

不過似乎由於大量反對剃髮奏疏的交替上疏，多爾袞的態度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他認為朝臣對此的言論“甚屬不倫”，並表示“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是誠何心”，同時也表達了重下剃髮令的意思。

雖然在場的大學士對此進行了勸阻，不過由於幾天後清廷便敕諭多鐸推行剃髮令，顯見這個勸阻並沒有成功。

且就在前一天的二十八日，清廷便收到了平定江南的捷報，大學士所言的理由也就十分尷尬了。

那麼清廷推行剃髮易服的動機何在，又何為一度取消了剃髮易服的命令。

清廷將衣冠制度視是根本政治制度。

事實上，不僅是清朝，古代中國幾乎所有的朝代，都極其看重衣冠制度。

而清廷更是將衣冠制度看做區別前代的重要舉措，尤其是清朝統治者需要統治大量與己衣冠形式不同的民眾，使其具有高度敏感性。

在清朝入關之初，清朝統治者存在對大量歸順者的不信任感，仍然懷疑他們思念明朝，多爾袞就曾質問馮銓等人“到底是念你舊主”，並說“比如封賞如今親王，你們未必謝”。

而衣冠髮式這種高度敏感性的形式，也就被清朝統治者視為區別明朝與清朝的重要制度，因此在清廷重下剃髮令的過程中，才會不斷強調“明制”與“本朝制度”。

這一點是清廷一以貫之的思路，即使是後來順治親政之後也未有改變。

順治十年的二月，順治皇帝就曾下諭禮部，表示“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並要求以後服飾“務照滿式，不許異同”，由此可見一斑。

清廷要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