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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輪值聽政、八和碩貝勒分掌各旗、共同議政的貴族共和制。
可惜代善一系私心太重,否則愛新共和國就要屹立於17世紀前期的東方,與聯省共和國東西輝映了。
如果要解釋一下這種徹底的君主專制的話,那就是在平穩發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系統與法律法規的幫助下,並不需要什麼“命世大才”才能擔任行政首腦。
只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務就好了。
專制君主的角色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
後世的學者經常以宋代的皇帝來說明“君主專制說”之不確,然而舉例時往往挑出那幾位不是中風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來,要是他們生病的時候還能扮演好專制君主,那就見鬼了。
明代其實也一樣,因為廢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腦,必須日理萬機,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樣委政中書省。
而內閣的任務,是從旁“輔理”,一般而言並不負什麼行政責任。
如果一個宰相被懷疑整天偷懶,難道會沒有人明裡暗裡地批評他。
前代官員可以私下向作為行政首腦的宰相反映意見,現在作為行政首腦的皇帝既不能下臺,也不能寫私信,明代官員以奏疏形式向他反應意見,再正常不過。
何況有些皇帝的確對決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
明中後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都只是把早朝變成了一種純粹的禮儀場合,不大講話,舉行經筵的話會見幾個翰林,平時最多再召見幾個親信重臣,一般官員沒有宋代“輪對”、“陛辭”那樣的機會面見皇帝,所以也只能設法在奏疏的文字里表達意見。
有的人走的就是聳人聽聞的路線,所以看上去會很“激烈”,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標題黨式的吸睛手段。
這不只是言官求名問題,也是溝通不暢的體制問題,沒有辦法~講句公道話,其實把某些行政系統內的正常現象優先放在權力鬥爭的框架裡,將其視為“制衡”並大書特書。
這是一個政治價值的問題,“分權制衡好,君主專制壞”。
至於這種價值判斷又是怎麼來的。
作為一個明代的普通佃農,十個老爺還是五百個老爺決策如何統治,對於他們來說,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差別不大。
長遠來看也未必能玩出什麼花樣,畢竟中國最根本的一個問題是高水平戰爭打得太少,對軍事技術發展及金融業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為討論基點的今日之中國也未必存在了。
只能說,就華夏的歷史來談華夏曆史,則君主以權術施行獨裁、國勢“豐亨豫大”、對外積極開疆拓土、對內不斷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來一種長期趨勢的先兆。
到了天啟皇帝朱由校手裡,這種趨勢隱隱約約有走向巔峰的趨勢,皇權太大了,只要皇帝不亂用人,光用幾個太監就能保證帝國不出大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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