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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李清在《南渡錄》中說弘光帝:“燕居深宮。每徘徊詫嘆,謂諸臣無肯為我用者,於吳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連宮裡的江南美女都很少親近。
而且弘光本身是相當寬厚仁慈的一個人,本來在崇禎殉國之後,崇禎的幾個兒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順序是理所當然的。
但由於萬曆時期,東林黨和老福王的恩怨,東林一系的官員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編造出了朱由崧所謂“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狀。
他們當然和朱由崧沒有親自接觸過,這純粹是由於因為政治動機編造的謠言。
而朱由崧即位後是個什麼態度。
李清的記載是,“上寬仁,即位後從不追究,一日,閣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員,曾任大理寺左丞,對許多事情都是親歷親見,他記載的史料價值遠比那些道聽途說,輾轉抄襲的要高得多。
事實上也不單是李清,同樣在弘光一朝為官,和弘光皇帝親自接觸之後的東林黨人錢謙益,也有詩句表達對潑在弘光皇帝身上謠言的憤恨,“一年天子小朝廷,遺恨虛傳覆典刑。豈有庭花歌后閣,也無杯酒勸長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風羯鬼靈。奸佞不隨京洛盡,尚流餘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時間內覆滅,以史可法為代表的東林黨一系的官員難辭其咎。
他們因為萬曆時期和福王的宿怨,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編造了大量關於朱由菘的謠言,所謂的“七大不可立”罪狀,把他的形象醜化成極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從繼位一開始就喪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導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裡內鬥不止。
而清軍能毫不費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當時明軍大將左良玉,聽信東林黨編造謠言而對弘光帝極度不滿,打著肅清朝政的藉口發動內亂,置防清重任於不顧,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馬士英為了抵禦,也把軍隊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內犯上了。
要說南明覆滅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無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聵糊塗也就罷了,但大量官員包括東林系官員,在和弘光帝有親身接觸之後,扭轉了自己的偏見,在自己的記錄裡澄清了真相,還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許多局外人,沒有親睹其聞,依舊把憑藉道聽途說的流言誹謗當成事實傳播。
許多歷史學者寧願採信那些荒誕不經,聳人聽聞的傳聞流言,而把最為可靠的李清等當事人的記載當作完全不存在一樣,置之不理。
說弘光才能平庸軟弱,也就罷了。非要造謠說他荒淫、童女,還把這種謠言當成確鑿無疑的事實來對待。
當然如果真要這麼認為也可以,那就正視南渡錄中的記載,正視錢謙益的記載,拿出有說服力的事實根據進行駁斥,也是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已經明確有當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況下,就全當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認,也不反駁,還把那種謠傳作為真實到處散播,只能說這些人是缺乏基本歷史道德。
明代的皇帝,在明人當時的記載裡有各種不同的議論和記載,有說好的,有說壞的;有平實的記載,有誇張的記載;有親自接觸和認真考證後寫下的記載;也有道聽途說的流言傳聞。
到了現代,越是那些誇張的、離奇的、荒誕的、古怪的記載,越是被主流歷史輿論當成是事實。
似乎許多歷史學家都是用一種小報記者窺伺明星隱私桃色新聞,捕風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來對待明代歷史,唯恐記錄不夠誇張不夠離奇,不能吸引人眼球。
而那些顯得平淡客觀的記載被棄若敝屣,彷彿完全不存在一樣。
以這種方式從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開始,一直到萬曆皇帝、天啟皇帝、崇禎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醜化了個遍。
如果有人指責他們的話,他們還會振振有詞的反駁說,我們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記載和議論,你有什麼資格來指責。
當然也許這也不能全怪現代的歷史學家,這種做法也是有歷史淵源的。在梁頌成編輯校訂的《楊嗣昌集》的前言中有這麼一段話:“《四庫全書答問》談到乾隆帝編纂全書的私意的時說:‘對於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蒐集明代種種失德之記載,使之隨古人名著,共傳於後世,以永播其惡於人間。’
顯然如果刊刻楊嗣昌的著作,那就等於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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