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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

這種拿廢紙搶貴金屬的行為,這種垃圾貨幣大家能認才有鬼。

到太祖晚年的時候,寶鈔已經貶值了十四倍,洪武八年白銀一兩換寶鈔一貫,洪武三十年能換寶鈔十四貫。

到了宣德七年更是白銀一兩換寶鈔一百貫,正統元年白銀一兩換寶鈔一千貫。

通脹還有一個附加惡果就是官俸。

雖然明代官僚工資歷代最低,但按照洪武初年的標準,只要照數發給,還是多少夠用的。

可惡就在於將俸祿裡的糧食摺合成寶鈔,二分米八分鈔,這八分鈔是讓百官喝西北風去麼?

因為寶鈔只發行不回籠,朝廷收稅總不能收廢紙吧?

結果社會上寶鈔氾濫,國庫裡反而寶鈔不足,大量靠工資吃飯的官員連寶鈔都領不到。

當永樂宣德全盛之時,大明兩京文武官員都能被朝廷欠了整整兩年的俸鈔!真是做法自斃。

官不聊生然後民不聊生,遂置於一切糜爛的境地。

韋寶不認為明朝是治理最失敗的朝代。

正如黃宗羲後來悟出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的。

也絕非簡單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釋。

由於對一切歷史現象都從經濟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漸不滿。

因此,韋寶試圖從具體原因入手,根據自己目前看到的情況,總結明朝滅亡的幾個主要原因。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

兩線鏖戰的困境。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

宦官專權與黨爭。

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

明朝的財政不良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

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徵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

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

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

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

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

至於後期加徵“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至於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

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這是不符合常理的。

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的財政危機為何此般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

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佔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佔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穫。

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

“萬曆三大徵”,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

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譁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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