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50 先大宴同僚再拜訪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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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

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設想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

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

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崇禎帝夙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箇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面，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

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

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

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發展，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

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

同時，為支援戰爭，也分流了對救災的投入。

因此，可以說，明末民變與遼東戰事有緊密的間接聯絡。

而明朝的兩線作戰，使其不能專注於一處。

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復發展，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最終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

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松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步騎兵，關寧防線徹底崩潰。

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

當然，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

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

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

宋亡殷鑑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也不斷加劇。

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

明後期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發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

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

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

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徵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制。

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制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

南直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援新經濟的發展。

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徵商稅。

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便極力反對這種行為。

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徵稅，這一方面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間接的動了“國本”，本文這裡指的國本是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非太子之意。

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徵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徵稅的增加。

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稅不徵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

明清鼎革的結果最終也導致了江南新經濟因素的挫折。

入清之後雖仍有所發展，但亦受到了許多對其發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這就涉及到了一箇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週期率問題。

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出現過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沒能在體制上給予適應的體系化配套建設。而是草草應付，設定相應行業的稅使徵稅而已。

而接下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出現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