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82 王體乾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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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更沒他那個能力，政務根本處理不過來，需要有信得過的太監協助。

從成祖朱棣開始，太監們就逐漸走進政治生活，甚至從小就有老師專門教授文化。

司禮監的職責，隨著這個變化，地位越來越重。明英宗即位時才八歲，只能由太皇太后張氏秉政，張氏又沒法和內閣議事，就是就令內閣，在奏章中列出處理意見，由皇帝做選擇題，即所謂的票擬。

這樣一來，皇帝只需要選擇“照準”還是“不準”就行，這就是所謂的“批紅”，批紅就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

從此，後宮二十四監、四司八局的大權，都逐步歸集到司禮監，慢慢形成了以掌印太監為首，秉”，掌印太監成了事實上的“內相”。

到了明武宗時期，“遂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

司禮監為何能突破朱元璋的戒律，進而變身帝國最有勢力的群體。

一是環境使然，太監成天與皇帝生活在一起，有的是皇帝幼時的保姆，感情深厚，信任度遠超別人；二是太監們整體素質的提高，有能力幫助皇帝分擔工作中的重負；三是出於掣肘內閣的政治需要，司禮監成為對抗內閣的第二股勢力，相互制衡。

秉筆太監有批紅特權，也就是代替皇帝在奏疏上批覆意見，當然批覆時，用皇帝才能用的硃筆，所以叫“批紅”。

看起來秉筆太監似乎是最牛叉的，其實不是。

正常情況下，奏疏已經由內閣草擬了處理意見，批覆的時候只需要批覆準與不準即可，沒有多少自由發揮的成分，只能按皇帝的意見批覆。

所以，秉筆太監其實就是個書寫機器。

如果秉筆太監僅僅是書寫機器，何來位高權重。

原因就在於，秉筆太監除了批紅外，有時候還要負責草擬聖旨，向外臣傳達皇帝的口諭等等。

這個學問就大了，皇帝的意思能不能表到位。

表達過程中有沒有“攜私夾帶”，看秉筆太監的本事了，口諭更是如此。

當年劉瑾把持朝政，靠的就是一支筆，在皇帝和大臣之間，怎麼說憑他一支筆，玩弄皇帝和朝臣們的本領，不是一般的高，連掌印太監張永都不得不服。

字面上看，掌印太監就是蓋章機器。

玉璽代表皇權，掌印太監有稽核權，你可以欺騙任何一個人，卻欺騙不了掌印太監，他才是最終的把關人。

而且掌印太監提督東廠，為內監之首，後宮的一應大小事務，皆決於掌印太監，所以，掌印太監才是太監中的老大。

不過，在人治社會，凡事都有特例，複雜的政治鬥爭，隨時可以改變一些慣例，比如魏忠賢雖然是秉筆太監，但權勢卻比掌印太監王體乾大。

說起來好笑，魏忠賢這個秉筆太監秉不了筆，他不識字，“忠賢不識字，體乾與永貞等為之謀主，遇票紅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

王體乾執筆蓋章一人包辦，只要魏忠賢批准即可，掌印太監成了秉筆太監的打工仔！

為何是這麼個結構，因為王體乾資格比魏忠賢老，起點比魏忠賢高，但是王體乾懂事，早早投靠了魏忠賢，凡事以魏忠賢馬首是瞻。

既然如此，魏忠賢也就犯不著非得幹掉王體乾。

明朝太監，大都是壞得頭頂冒瘡腳底流膿的傢伙，其實有點妖化了這個群體。

客觀地講，除了身份上的特殊之處，他們也是一個人，也有常人一般的思想。

這個群體有奸也有忠，有惡也有善。

比如陪伴崇禎皇帝走到生命盡頭的王承恩，耿直盡忠的懷恩，廉潔自守的陳矩，還有那個名垂青史的鄭和，他們都是明朝太監中的佼佼者，值得後人尊敬和敬仰的人。

他們不比任何一名士大夫做得差，無論能力還是品行。

之所以只看到太監們的黑，看不到他們的白，主要還是因為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對這個群體的有色眼鏡。

太監這個群體比較低賤，要麼出身貧寒的平民，要麼是罪犯家屬，都是一些文人士大夫看不起的群體。

閹割之人，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就不算人，這個有色眼鏡，從太監誕生之日起就存在。

古時候有腐刑，受刑的叫刑餘之人，萬人鄙視。

司馬遷能寫出《史記》，跟他受刑後極度的悲憤心境有關，他說：“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

就是表明，為了這部《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