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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領域時,他為西方的數理天文這在中國獲得這樣的價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進入了羅馬學院。開始了為期四年的神學和數學研究。羅馬學院是羅耀拉於1551年創辦的,雖說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學院”,該學院的課程設定除宗教內容外,還有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機械力學、化學等科目。

伽利略也擔任過該院的教師,他曾在學院的報告廳裡展示過經他改良後的望遠鏡,受到熱烈歡迎和欽佩。湯若望都聽過他的演講,對伽利略的學說產生濃厚的興趣。

1617年,他以最優秀的成績完成了在羅馬學院的學業,晉升為神父。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閣的帶領下,湯若望、鄧玉函、羅雅谷等22名傳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義派遣,從里斯本啟航東渡。

1619年7月15日,湯若望和他的教友們抵達了澳門,被安置在聖·保祿學院裡。傳教士們一踏上中國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這就是利瑪竇開創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但有些狂熱的傳教士們,認為利瑪竇過於遷就中國人,影響了天主教的“純正性”,發展教徒速度太慢。

在利瑪竇去世之後,開始改變利氏的傳教路線,採取激進式的傳教方式,堅決排斥儒家思想,嚴禁中國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反感與懷疑,釀成“南京教案”,傳教士們被驅逐,在中國內地幾乎無立足之地。

其時正是明朝內憂外患之際,滿洲努爾哈赤的勇兵悍將“非火器戰車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門向葡萄牙人購買大炮。滯留澳門的傳教士們以軍事專家的面目,跟著大炮隨行,得以進入內地。

1622年夏天,湯若望換上了中國人的服裝,把的德文姓名“亞當”改為發音相近的“湯”,“約翰”改為“若望”,正式取名湯若望,字“道未”出典於《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達北京。湯若望到北京後,仿效當年的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算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又將帶來的科學儀器在住所內一一陳列,請中國官員們前來參觀。

湯若望以他的數理天文學知識得到朝廷官員們的賞識。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1623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準確地預測了月食。還用了一種羅馬關於月食計算的方法,計算了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為此,他寫了兩篇關於日食的論文,印刷分贈給各官員並送呈給朝廷。

中國傳教會給他的任務是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字與儒家學說,數理天文學以及傳教工作只是附帶的。他在北京見習了四年,在欽天監官員李祖白的幫助下,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望遠鏡的《遠鏡說》,第一個將歐洲的最新發明介紹給中國,在以後的歷法改革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湯若望與韋寶談的很是投機,因為他拿來自己製作的望遠鏡給韋寶看過之後,韋寶似乎對望遠鏡很熟悉,還提出了不少改進意見。

“韋先生,請你等一下,我去將我的老師金尼閣先生叫過來給你認識,還有我的幾位好朋友,他們都對各類科學很有研究,能在大明朝遇見你這樣通曉西學的人,真的很高興。”湯若望很禮貌的對韋寶道。

韋寶正中下懷,微笑點頭:“那就麻煩湯若望先生了,我也想與你們這些有學問的科學家認識。”

湯若望聽韋寶稱他們為科學家,很是高興,當即去請正在觀星臺上觀察月亮的金尼閣等人去了。湯若望大起親近之感,主要還因為韋寶似乎對於歐洲的地理很熟悉,他都不用詳細向韋寶講述具體位置,韋寶似乎就已經知道了。

最關鍵還是看出韋寶氣質高貴,肯定家世不凡,兼之韋寶身邊的吳雪霞,即便是外國人也能一眼看出不是普通女子。

能遇上韋寶這種身份尊貴的大明國人,又能被對方這麼尊重,自然高興的。

韋寶也一樣,韋寶想著的是,若能往天地會科學院真正招攬到一批通曉天文地理,冶金,機械,化學,彈藥學的科學家,則可以大大加速天地會科學院的發展了!

韋寶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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