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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10個名額,包括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布政司及鳳陽府、廬州府、滁州、徐州、和州。
此後,大明各地區科舉取士的名額比例在維持在55:35:10。
這個比例基本與各考區的人口數字相吻合,獲得較大認同。
於是,全國之間科舉競爭變成了各地區內的科舉競爭,保證了文化教育落後地區,士子透過科舉而晉升的可能性。
保證北方士子名額,另一種不公平。
科舉考試成績本是能力的反應,南方人讀書考試厲害,理應在科舉考試上佔據優勢,政府用行政手段來干預錄取結果,這算什麼道理?
對於明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既是國家選拔人才的需要,也是籠絡讀書人的需要。
“學而優則仕”的理念,要透過科舉考試來銜接為學與從政兩端。如果單純看考試結果,而致使北方諸省計程車子喪失了“學而優則仕”的通道,使得他們不能被籠絡進明王朝的官僚系統之內,明王朝就可能喪失掉這一大批北方士子的心。
這樣的政治代價是王朝的統治者不願意看到的,所以,他們需要從頂層設計上來保障北方士子參與王朝政治的機會。
其次,科舉取士也有自己的問題。作為古代的應試教育,難免出現一大批為了考試而考試的人,南方教育文化發達、社會安穩,給了一批不諳世事、埋頭科考的讀書人土壤,這些“學霸”、“考霸”即使考中了進士,一旦要踏入官場,涉及實操,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朱元璋自己就對這些進士不怎麼待見“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辭,亦若可用,及試之,不能措諸行事。朕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
朱元璋覺得科舉考試選拔的進士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讓科舉暫停幾年了。
北方人不擅長考試,但並不意味著北方人不擅長從政。大學士楊士奇就認為“長大之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
如果科舉考試是為個給國家選拔治國理政治的人才,那麼,選拔實幹型人才的需要大於考試成績的需要,劃定考區來限制南方考生而照顧北方考生,也就不失為一種變通。
韋寶雖然身為南方人,但是這一世卻是北方人,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遼西子弟。
可韋寶有點無語的是,自己雖然底子裡是南方人,卻似乎真的毫無科舉的天賦呀。
閒話幾句,廖夫子招呼吳二公子趕緊上樓去溫書。
吳二公子本來說已經快到中午了,不如先吃飯了再說的。
本來想著,吃了飯,再休息一下,拖拖拉拉,混到黃昏,然後再拉著韋寶上哪兒去開心一下,這一天便混過去了呢。
但是韋寶、廖夫子、吳雪霞三人的用功熱情卻很高,都一致覺得,午飯之前,至少還能溫書一個時辰!
吳二公子一比三,無奈之下,只得上了海商會館的二樓,韋公子的專有樓層,去用功。
科舉制度並非從明朝起,卻是從明朝發揚光大,唐宋時雖有科舉,但錄取名額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幾十人。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開科舉,實行擴招,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擠破了頭。紛紛以讀書為業,這些人就是後來明朝文官勢力的基礎。
當時的考試分為三級,第一級是院試,考試者統稱為童生。
考試範圍是州縣,在這個考試中合格的人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秀才”,考試成績有六等,只有在這個考試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稱號,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資格去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叫“錄科”。
當上了秀才,從此就擺脫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個知識分子了,有某些特權,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見到縣令可以不下跪。但並不是官,還差得遠。
要當秀才已經如此之難,可是為了當官,還要繼續奮鬥!
但是透過學習,韋寶並不神化古代的科舉制度,更不神化科舉的難度和這個制度選拔出的人。
在韋寶看來,廖夫子蒐羅的很多進士卷子,並且刊出成書,有不少連書法都很稚拙。除此不論,做的八股文水平很多思維層次很差。
明末科考更是曾試圖在科舉中加入對平遼患、治匪患等實際內容的策問,當時應試者的答卷連沾邊的都沒有,最後錄取的卷子根本文不對題,讓皇帝有了天下才盡矣之嘆。
如果是這種年份的進士,恐怕其佼佼者即使參加今日之國考,落第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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