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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多次派人勸諭毛文龍躲入海島,最終毛文龍在天啟二年(1622)十一月進入椵島(皮島),暫時緩解了局面。

光海君雖然對明朝陽奉陰違,卻每每能妥善處理,令明朝消除疑心,比如當時的明遼東經略熊廷弼就認為光海君“其所以為我中國慮者,甚於中國之自為慮”。

仁祖反正後,明朝官員仍稱讚光海君是“十數年來忠順之臣”,質疑仁祖的合法性,遲遲不予冊封。

可見光海君對明外交是有一定巧妙手腕的。

光海君時期,努爾哈赤領導的建州女真部日益強盛,朝鮮北部的忽溫、老土等“藩胡”部落被次第吞併,藩籬盡撤,因此光海君從一即位就密切關注努爾哈赤的動態,強化軍事國防,注意情報蒐集工作,主張“遠斥候、謹烽燧、慎間諜、明紀律”。

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稱汗,建立後金政權。萬曆四十六年(1618)內,朝鮮陸續收到努爾哈赤四封書信,傳達了所謂七大恨,並要求朝鮮不得協助明朝。

光海君正好被明朝的徵兵要求弄得焦頭爛額,他深知“此賊養兵幾四十年,雖以天下之兵當之,勝敗未可知矣”,但迫於明朝和眾臣壓力,還是派姜弘立率軍一萬隨明軍出征,結果在深河全軍覆沒,這正是在光海君的預料之中。

光海君基於局勢判斷,自知朝鮮尚未擺脫壬辰倭亂的後遺症,國力疲弱無比,而明朝也不足恃,努爾哈赤則蒸蒸日上。

他認為“以天下之兵力,不能折衝,以致攻陷大鎮,如摧枯拉朽,席捲長驅,而無人呵禁,則良平之謀、孔明之才智,恐不可防也”,甚至預料到女真之禍將會導致明朝內亂乃至滅亡。

所以他確立了“羈縻緩禍”的對後金外交基本方針,達到“姑為彌縫,以過兇鋒”、“勿令此賊飲馬於漢水”的目的。

然而朝鮮朝廷的主流意見卻是“斬使焚書”,採取依賴明朝、對後金強硬的政策,光海君對臣子們的高談闊論非常反感,指出:“中原事勢誠為岌岌,此時內為自強,外為羈縻,一如高麗所為,則庶可保國。而近觀我國人心,內不辦事,外務大言,試以廷臣收議見之,武將所言,皆是臨江決戰之意,其為可尚矣。然則今之武士,何以畏西邊如死域乎?不及考慮遠矣,徒虛語耳!……我國人終必以大言誤國事矣。”

此後,光海君圍繞對金國書問題,不斷與大臣發生衝突。

深河之戰結束一個月後,努爾哈赤就派人送來國書,表示理解朝鮮為報壬辰倭亂時的再造之恩而援助明朝,並要求明確回答朝鮮的對後金政策。國赤的頭銜被翻譯為“後金國汗”(這是“後金”一詞的首次出現)。

備邊司對此持強硬態度,光海君則生怕回信刺激後金招來國難,最後決定將努爾哈赤來信報告明朝,同時以平安道觀察使樸燁的名義給“建州衛部下馬法”送去回信。

努爾哈赤認為此信內容毫無新意,完全套用明朝的說辭,回信指責,並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連發三封國書,光海君雖力主“胡書不可不答”,卻因明朝差官袁見龍的到來及辯誣徐光啟等的監國朝鮮論而無暇顧及對後金的外交。

天啟元年(1621),後金攻陷遼東,大量遼東難民流入朝鮮境內,努爾哈赤致書光海君,要求歸還遼東人口。光海君與眾臣又經過一番爭論,決定不答覆後金國書,只派滿浦僉使鄭忠信出使後金,同時以刺探情報的目的將出使之事告知毛文龍,徵得其同意。

九月二十四日,鄭忠信來到赫圖阿拉,揚古利等接見了他,幾乎沒達成什麼共識,其禮物也被努爾哈赤退回。

光海君見鄭忠信無功而還,要求回覆國書,被備邊司拒絕。

努爾哈赤雖然暫時沒有攻朝計劃,但要求朝鮮必須在明與後金中作出選擇,並交出毛文龍,討厭朝鮮模稜兩可的態度。同年十二月,努爾哈赤送去了口氣更加嚴厲的國書,光海君愈發著急,揚言要把那些主張“閉關絕使”的大臣送去抵禦後金。

天啟二年(1622)二月,努爾哈赤在廣寧接見了朝鮮使節河瑞國一行12人,問其為什麼不抓來毛文龍時,河瑞國回答明為朝鮮之父,不可抓父親家的人。努爾哈赤失去耐心,說他們是假託修好來刺探情報,將其中10人剜目後處死,剩下兩人刺瞎雙眼,攜帶措辭強硬的國書而回。其後又扣押朝鮮譯官樸葵英與黃連海等人。

接著,後金即將侵犯朝鮮的訊息傳來,光海君再也坐不住了,決定無論如何也給後金要回復國書,大臣們雖然被迫同意,但沒人敢署名,最後以“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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