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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上開列的貢品共16件,萬曆皇帝對這些貢品興趣十足,對那些宗教聖物,萬曆皇帝既覺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穌稱為“活神仙”,並把聖母像送與母親慈聖太后。
對大小兩架自鳴鐘,萬曆皇帝最為喜愛,小的那架被他帶在身邊時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於精美的閣樓之中,在宮內專司報時。由於自鳴鐘構造複雜,需要時常維護,傳教士們便被允許定期進宮對其進行檢修。對利瑪竇進奉的西洋琴,萬曆皇帝也備感好奇,他命利瑪竇教太監演奏。利瑪竇讓助手龐迪我教授太監,他自己則仿照宗教讚歌的形式創作了8首樂曲,並填上簡短的中文歌詞,起名《西琴八曲》。每當悠揚的琴聲在宮中迴盪時,萬曆皇帝就會想起這位來自西洋的神甫。正是這些“歐洲方物”開啟了利瑪竇進入宮廷的大門,萬曆皇帝也因此對他賞識有加,允許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作為歐洲使節被召命帶進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將一直擁有朝廷的俸祿,直到臨終。但大明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計程車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1602年-1605年,出版《兩儀玄覽圖》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以及其他著作《天主實義》、《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對利瑪竇傳教事業幫助最大的,當屬“聖教三柱石”——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
徐光啟是南直隸松江府人,曾在南京與利瑪竇會面,之後入天主教。利瑪竇在北京期間,徐光啟正供職於翰林院,他與利瑪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二人協力翻譯了《幾何原本》和《測量法義》等著作。
李之藻是浙江仁和人,時任太僕寺少卿。他師從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之後也加入了天主教。他與利瑪竇合作編譯了《同文指算》等書籍。
楊廷筠是李之藻的同鄉,在北京擔任監察御史。楊廷鈞早年是虔誠的佛教徒,後在利瑪竇和李之藻等人的感召下受洗入教。
“聖教三柱石”身體力行實踐教義,他們勸說家人、朋友入教,為傳教士提供經費,並且在天主教遭受教難之時上疏抗辯,極力保護傳教士。
透過利瑪竇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中國得以傳播。利瑪竇留居北京之後,全國教徒人數驟增,涵蓋了平民、士大夫、皇親國戚等各個階層。
與此同時,西方的科學技術伴隨化也由傳教士們帶到西方。
利瑪竇初到北京時,住在專門接待外國使臣的賓館中,隨後獲准在城內擇民房長住,並可以進行傳教活動。
利瑪竇選中了宣武門內的一塊土地,他在這裡修建了一座教堂,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地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利瑪竇建立南堂之後,在教堂裡舉辦西方圖書和科學儀器的展覽,吸引了大批官員和儒士前來參觀,從而擴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響。
1607年,利瑪竇與徐光啟合作,出版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譯本。
1608年,印刷《畸人十篇》,並開始編纂他的歷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國史》。
1610年5月11日(萬曆三十八年),因病卒於北京,終年59歲。
1611年,萬曆皇帝賜物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按照當時慣例,西方傳教士死後本應移葬澳門,但在內閣首輔葉向高等人的斡旋下,萬曆皇帝破例准許利瑪竇葬於北京西郊的藤公柵欄,使其成為首位葬於北京的西方傳教士。這是很高規格的待遇了。
韋寶在聽金尼閣講述了利瑪竇在大明朝一步步走上成功的故事之後,很是受到振奮!
比起洋人這些西學,韋寶覺得他的知識並不誇張,至少後世的文字與這個時候更加對口的多吧?洋人連洋文都能傳播過來,他的教育普及還有什麼難度呢?
而且,事實上,韋寶在韋家莊推行的三年小學,兩年初中,兩年高中的,三二二義務教育體系是相當成功的。
目前韋家莊的掃盲率已經達到了八成以上,除了很多上了年紀的人,實在是沒有多少強行掃盲的必要。其他的人,不管男女,不管多小,都接受義務教育。
韋寶一直將教育擺在第一位!
天下是人的天下,人比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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