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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你哪天真的到了有能力殺我的時候,我才會提防!你現在不必這麼緊張!”
“是是,不過,不會有那一天的。”袁崇煥急忙陪笑,擦了擦冷汗,又故意岔開話題問韋寶:“韋公子是如何看待當初王在晉大人提出的全線退守關內的話?這與我們孫督師大人決戰關外,一城一地與建奴爭奪,限制建奴的策略是背道而馳的。”
“不錯,這倒是一個很不錯的話題!”毛文龍贊同道:“幾年下來,這個話題每逢與建奴交戰啊,都會被人拿出來說。即便大家不在臺面上說,也會私下裡說。”
韋寶點點頭,對於王在晉的事情,也略知一二。
王在晉,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初授中書舍人,後歷官江西布政使、山東巡撫,進督河道,泰昌時(1620年)遷兵部左侍郎。
熊廷弼、王化貞丟失廣寧(今遼寧北鎮)後,朝廷大震,誅除熊廷弼、王化貞。天啟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晉代廷弼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帝特賜蟒玉、衣帶和尚方寶劍。
王在晉分析當時關外形勢:“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沈,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之於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
兵部尚書張鶴鳴為視師遼東覆命時說:“自遼患以來,經略死難繫獄,累累匪一今日經略,難於前日之經略萬備矣。王在晉鐵骨赤心,雄才遠略,識見如照燭觀火,肩重如迎刃理絲,但秉正不阿,人醉獨醒,獨臣於在晉兩人耳,在晉不足惜,如遼事何,此今日釀遼事大禍根也。此臣不顧嫌疑,不顧仇害,為國家大計而吐肝膽於皇上之前也。”對王推崇備至。
薊遼總督王象乾建議王在晉:“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於是,在晉以“撫虜、堵隘”守山海關的方略,他在《題關門形勢疏》中道:“畫地築牆,建臺結寨,造營房,設公館,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他認為,“高嶺有乘墉之勢,斗城如鍋底之形。昔武侯雲地勢兵者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夷貢夷之道,嚴遠戍之防有兩河為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為衝邊絕塞,此豈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居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為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博擊,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為再築邊城從芝麻灣起,或從八里鋪起者,約長三十里,北繞山,南至海,一片石統歸總括,角山及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為悍蔽。”
“科臣周希令議費四五百萬金以固金湯,而科臣沈應時亦亟議築起邊城為山海遮蔽,臣核道、鎮估工計費,謂湏銀百萬,蓋並造衙舍、築銃臺、建營房之費盡入估數。”“臣嘗謂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可復廣寧,必有滅奴之力量,而後可復全遼。不然啟無巳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不可不慮。”他發現山海關關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隱患,建議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後,山海關關城才真正能成為雄關天險,極具戰略目光。
朝廷發帑金20萬兩。他的主張,遭到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主事沈棨、贊畫孫元化等的反對,袁崇煥要求修築到二百里之外的寧遠,但王在晉不聽。袁崇煥兩次直接將意見報告給首輔葉向高,但葉向高不知前線的情況,拿不定主意。這時大學士管兵部事孫承宗自請行邊,親赴山海關。帝大喜,特加孫承宗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以示隆禮。孫承宗回京後,面奏王在晉不足任,“筆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書,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八里鋪重城停工,而為了“提掇道將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裡外的寧遠去修一道邊牆,可惜天啟和崇禎都沒能熬到此牆的奠基就掛了,大力擴軍備戰(軍隊由五萬多一度增至十四萬),大量造辦軍械、甲仗,並且採納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實用,圖復建驃騎之功”的建議廣泛提拔幹部、增設衙署。
孫承宗的關錦防線很厲害,可是後來的關寧鐵騎似乎也並沒有多少拿的出手的戰績,大淩河之戰、松錦大戰什麼的,明軍全敗了,而且關寧鐵騎裡有一些將領不聽指揮,還有一些將領意志不堅定,撐不住就投降,結合起來看,孫承宗的戰略能算成功嗎?王在晉的主張是不是更合適一點?
“主要看大明的財政狀況吧。”韋寶輕鬆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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