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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宗的爭論,這個事情是王在晉生平最出醜的事件之一,當然不能不提。不外乎又玩文字遊戲,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如果王在晉真的有道理,怎麼最後是他被趕去南京兵部。而孫承宗代首輔葉向高出鎮行邊,督師遼東?

此事前有朝會,後有奏疏詳細說明,是整個一系列的國家決策。

當時的時局,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難道以葉向高為首的大臣們,是好矇騙的小孩子嗎?明擺著,王在晉就是錯的。

孫公死難,在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清太宗兵破高陽,公以故相家居,闔門死義,子孫及兄弟之子若孫,力戰罵賊,不屈而從死者至十八人。當時豈不震動天下?

凡有人心,孰不知哀之敬之?在晉為此書,其序跋正在戊寅、己卯之間。申用懋一序,紀戊寅秋日,在晉自序,紀戊寅冬季;其子會苾一跋,紀己卯上巳;蓋刊行在高陽慘聞播之後。以人情論,對高陽縱有私憾,亦何忍遽謗書於元老甫經遭難之日?幸而在晉小人,只知恩怨,不知義理。一面造謗,一面又直供蓄怨之來由,惡直醜正,肺肝如見。——孟森《〈三朝遼事實錄〉評》

大史家謝國楨搜盡明末清初史籍上千本,摘其目錄索引,著成《晚明史籍考》一書。包融了很多甚至記載有明顯錯誤的史籍,只要有一點史料價值,都名列其中,卻偏偏沒有這本《三朝遼事實錄》。無非就是認為,此書所言所寫,其實太過扯淡,毫無價值可言。

孟森對此書的評價更是刺骨,孫承宗在世的時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種毀謗,王在晉簡直無恥。

後世的網路上,有些人為了彰顯自己的觀點正確,不惜深挖這些毫無根據的說法,另加以腦補臆測,杜撰各種情節。把這本書奉為史料經典,拿這種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這逼格也裝得也是夠高。

謝國楨先生在《清開國史料》有收錄《三朝遼事實錄》,並有專門的評語。(王在晉)明初經略遼東,與薊督王象乾專主款蒙古,守關門而棄關外。欲於關外八里築重城,堅守禦,其計頗左。唯是書上起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啟丁卯十二月,敘事溯源詳流。首總略,次編年及奏議,十餘年之事,記載綦詳,裒然巨帙,為治遼事者所必參考之書也。

以此看來,說謝老認為此書毫無史料價值,顯然是錯誤的。但是謝老認為的史料價值,應該這樣說,在明清易代之際,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對史實記載最不較真的時期。什麼人都可以寫史,什麼人都覺得自己親眼所見就是真的,寫的觀點是對的。

以至於很多史料互相傳抄,好幾本書對一件事情同樣的記載,猶不可信。

所以,對於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謝老所說的價值,是因為從萬曆四十六年遼事起(薩爾滸),到天啟七年十二月這個期間,整個的遼事都有記載。

因為在明末的史料中,經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幾句話就帶過去,很難得象這樣有順序的敘述下來,其價值就在於“十餘年之事,記載甚詳”。但是,不等於有記載,就一定是對的。

以王在晉的風格,常常在事實上,玩很多文字遊戲,以誇大自己的功勞,貶低對手(主要是孫承宗)。

舉一個例子,修八里鋪這事情的奏疏上:王在晉題:臣因嚴關牆低土薄,舊邊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幫止八九尺,今填闊至二丈二三尺。牆則磚灰堅砌,土則夯杵並加,雖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鏨濠,濠外掘品字溝,溝中下暗籤,溝外間一擺空營,眾工畢舉,竊意計期可成,又於八裡鋪築新邊,已完土牆二百餘丈,臣不時往返,身先排程,勤者賞勞,惰加罰,終日兢兢,如臨大敵。————《三朝遼事實錄》。

按照王在晉的說法:一丈三米,一里495米,一里差不多165丈。(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一千八百丈未修,就是十幾裡未修,舊城一共才二十里,也就是三千三百丈,他修了一千五,一半都不到。已完土牆二百餘丈,三十七里新城,不過完成一里多。

而且,以上還都是土牆,修城肯定不是隻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至少得有磚。請了九十三萬兩銀子,蹦噠半天就這點工程出來。而且,這還是王在晉自己說的完成量,恐怕還得擠點水分出來才對。

但是,他就敢說城牆“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他自己則“不時往返,身先排程,勤者賞勞,惰加罰,終日兢兢,如臨大敵。”象這樣不盡不實的語句,在《三朝遼事實錄》中出現的次數非常多,幾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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