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62 宋應星的兩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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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白銀流通的情況看，開始是嚴禁使用白銀，但禁而不止，在紙幣不斷貶值的情況下，它的流通範圍卻愈來愈廣，終於成為明代中後期的基本貨幣制度。

所以造成這一局面，概括起來一是紙幣的不斷貶值和銅錢減少私鑄猖撅，促進了白銀的廣泛使用。

二是白銀更適合充當貨幣的材料。

因為白銀與銅錢比較具有優點，同質性、易於分割、不腐爛、體積小而價值大、便於攜帶，並能執行貨幣的更多職能。

三是白銀的生產量大量增加，基本上可以滿足流通中的需要。

這一條也很重要，雖然過去就有白銀，但數量少，形不成流通中的基本貨幣。

在明萬曆年間，大開銀礦，所以銀錢的鑄造，比以往其他朝代的銀錢要多。

加上當日士世界各國都掀起開金銀礦的狂潮，互相影響互相促進。

四是開展國際貿易的需要。

明初是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不許寸板下海。

明中葉以後，放鬆了海禁，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海外貿易開始發展起來並逐步增加。

透過貿易把中國的貨物輸往國外，與此同時美洲銀元、荷蘭銀元也透過菲律賓的華僑流入中國。

在國際貿易中，使用白銀確實帶來許多方便，既可以充當購買手段、支付手段，而且還可以充當貯藏手段。

就是說，黃金白銀可以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這是紙幣銅錢所不能替代的。

所以白銀成為明中葉後的基本貨幣制度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中國貨幣史上的大進步。

儘管明代紙幣流通了五、六十年後就退出流通領域，紙幣制度敗壞了，但不少有識之士對紙幣本身的作用仍給予肯定。

明初任巴陵主簿的葉子奇認為，元朝紙幣的流通，“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

它的失敗‘去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

就是說，元代開始實行的是權錢的兌現紙幣，後來的失敗就在於發行數量過多，不能維持兌現。

他說，“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

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行之患哉”。

因此，他主張實行有錢貨為之本的兌現紙幣的流通制度，並且不會有什麼害處。

他把紙幣的兌現和憑鹽引領鹽、茶行領茶的兌現等同起來，說明他沒有注意它們的區別，因而在理論上是有缺陷的。

因為鹽引、茶引的發行數必須同國家掌握的實有鹽茶數相等或多餘一部分，鹽茶引才能兌現。

若國家掌握的鹽茶實有數少於鹽茶引標明的數量，就會有一部茶鹽引不能兌現。

而紙幣的發行數卻可以多於現金準備數的幾倍，同時又大致符合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不僅持幣人能買到貨物，而且幣值也能保持穩定。

其所以如此，就在於紙幣是貨幣的符號，能起著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而鹽引、茶引卻不具有這一職能，它們只起著匯票性質的作用。

但葉子奇提出用兌現紙幣來調節物價的辦法，卻是比較深刻的。他說:“以錢為母，以引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人之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人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盪流通，而血脈常活也。

借便聽人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浸淫，而有濫筋之患矣，此其理也”。

就是說，當貨輕即物價低時，要投放貨幣，當貨重即物價高時，要回籠貨幣，使流通中的紙幣保持一個客觀的適當數量，池中之水能動盪流通，如人血脈能常活一樣。

否則就會氾濫成災。

葉子奇的上述比喻十分生動形象地說明紙幣在流通中必須保持正常的數量，才利於紙幣的順利流通和幣值穩定。

曾任明英宗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的劉定之，在大明寶鈔不斷貶值時，仍對紙幣持肯定態度。

他認為“珠玉金寶可以為用矣，而不能多得，谷粟布帛可以為用矣，而不能致遠。腰萬貫之緝，手方寸之褚，寒可以衣，飢可以食，不珠玉而自富，不金玉而自足，蓋亦古人撫世便民之良規也”。

他還贊成以紙幣代替錢幣流通。

他說“民之所賴以生者谷帛，而一環之錢誠若何所用者，然而錢可以致谷帛，則用錢可也。民之所賴以用者錢貨，而一尺之褚又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