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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所用者,然而褚可以代表錢貨,則用褚可也”。

就是說,紙幣和錢幣一樣,都可以用來交換衣食,可以使人“自足”“自富”。

為何昔日之鈔有流通,是“利民之事”,而今則成為“病民之本”,他認為“夫前代許民以昏鈔赴官倒換,而納其工墨之錢,故鈔無濫惡。前代許民以交、會赴官收納,而充其賦役之類,故鈔有流通”。

“今也不然,鈔之造於上也,有出無納;鈔之行於下也,有敝而無換。及其徵鈔於民也,豪商大賈積鈔子家而無徵,奸管猾吏假鈔為名而漁獵,閻左貧民寄田產質妻子,而後得鈔以送之官,大臣謀國擾郡縣暴間裡,而後收鈔以貯之庫”。

因此,他提出改換新鈔,或則收回舊鈔的辦法,並做到“上之所以賞賜傣給者以漸而出之,下之所以輸納賦役者時或而取之”。紙幣就可以暢通。

這些論述,儘管對前代的紙幣制度作了美化,但對統治階級的官吏利用紙幣漁獵人民的貪婪本性卻進行了有力揭露。

對於維持紙幣幣值的穩定也有積極意義。

有兩位晚明的科學家的貨幣觀點,一位是著名數學家李之藻,他是贊同使用白銀的。

他說:“磋乎!聖王治天下,因民之情與之宜之,不深強也。今民情不以錢幣,而以銀幣,非一日矣,上又求金之使旁午,而積金之府歲拓,明奪其所欲,而予之以其所不欲,強而行之,無乃藉青軼(銅錢)以愚黔首,天下攘攘,其亦有辭”。

意思是說,使用白銀已非一日並深得人心,現在又要改用銅錢,“強而行之”,與此來愚弄老百姓,必然會造成天下紛亂。

宋應星對於化擠寸白銀為幣也是贊同的。

他說,“普夭之下,民窮財盡四字,整額轉相告語,夫財者,天生地宜,而人工運旋而出者也。天下未嘗生,乃言乏。其謂少腸遨為中國之壑,而奴虜又為九邊之壑,此指白金之物而言耳。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褚(貨幣)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所少者,田之吾谷、山林之本,牆下之桑,池之魚耳。有饒數物於此,白鍛、黃金疾呼而至,腰纏筐盛而來貿者,必相踵也。”

這是針對用銀致貧論而發的。

他認為造成“民窮財盡”不是缺乏白銀所致,而在於社會生產的萎縮。

“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褚也”。

如果社會生產日益豐饒,“白鍛’(白銀)黃金疾呼而至”,“持有白銀者就會使用它來交易,“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

反映了他們對事物所持有的慎重態度。

特別是在傳統的重錢輕銀思想籠罩下,他們所持的這種態度,更是難能可貴。

宋應星給韋寶的啟示是,其一,明代的諸思想家對紙幣、銅錢、白銀的種種議論,雖多重複宋之前人的觀點,但對某些貨幣觀點卻具有獨到見解。

同時從這些議論可以看到,封建統治者為了魚肉人民,搜刮民脂民膏,不斷採用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以維護其統治,充分暴露其封建政權統治的腐朽性。

其二,明代推行的紙幣制度的失敗,其原因不在紙幣本身,而在於統治者實行的通貨膨脹政策。

白銀的流通儘管多次受到統治者下令禁錮,但禁而不止,卻不斷衝破牢籠,廣泛而深入發展,終於獲取了明代中晚期的基本貨幣制度。

這說明貨幣發展規律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只能因勢利導,否則就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

又過一日,剛剛更名為海防錢莊的原先天津衛天地會錢莊出事了。

數以百計的人過來要求退銀子。

退銀子就退銀子吧,這些人還紛紛嚷嚷,大有故意鬧事的嫌疑。

林文彪急忙來請示韋總裁該怎麼辦。

雖然沒有帶兵馬過來,但是韋總裁身邊隨時保持二三百人的戰鬥隊伍,對於維護天津衛的治安是沒有多少問題的。

更何況現在海防總督衙門已經得到聖旨,可以統御河間府、滄州府、山東和登萊各地,是名正言順的官府,而這官府的權力,就掌握在被聖旨任命的海防總督衙門參政韋大人手裡。

“走,先看看去!”韋寶沒有盲目的做決定,“這種事不能魯莽,對方顯然是要搞臭咱們的海防錢莊,讓老百姓不信任咱們,隨便抓人會給人留下口實。要取銀子就讓他們取,咱們海防錢莊的存銀遠大於取銀子的人。”

“可也不能由著他們這樣故意鬧事吧?都堵在門口叫海防錢莊沒有銀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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