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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背。此乃頑固綱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極致一一“純臣”。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統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衛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齊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從中自然可以窺見高拱對明中後期社會形勢的判斷。
關於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說道:“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迴護個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說文王不伐討耳。”高拱對此評價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誠,多少誠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後為“至德”乎?君也,臣之所當事也。
高拱評價文王忠君之德為“至德”。紂雖惡,但其仍為君也,便是臣之所當事。文王伐封,便是有失君臣之義。但高拱同時也認為無道終會被有道所替,文王滅封,乃是有道王天下。
朱熹認為孔子溢美文王乃是私於文王,而後人維護文王乃是私於孔子。
高拱在為文王辯解之後,總結道:孔子之言乃至言,若孔子之言不可信,則天下無可信之言。
可見高拱的忠君思想完全是傳統士大夫式的、以維護君王權威為中興的“絕對忠誠”的思想。
所以他又說:“朝廷之上,不可無忠誠、剛正、遠識之重臣。”
孫承宗在原來歷史中的結局是自縊身亡的,是為國盡忠的,大義上絕對沒有問題。
但孫承宗對大明的重要性,或者在大明官場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是沒法與高閣老比的。
孫承宗是優秀的戰略家,能清晰認識倒對付滿人,對付建奴要城池,靠大炮打持久戰,同時還有一定的明辨人才,辨識人才的伯樂能力,同時還擅長築城,練兵,防禦。
但是韋寶作為喜歡歷史的人反而不會在意真相,只有把那些抗胡英雄的死說的越悲壯,才越能引起共鳴,才能讓更多漢人投入到反胡運動中。
因此韋寶其實一直對孫承宗的評價很高,覺得孫承宗是英雄,嶽王爺也是英雄。
不過,現在孫承宗這個大英雄就在參劾他自己的弟子了。
韋寶對於孫承宗的保留是,孫承宗既喜歡兩不相靠,沒有成為閹黨一員,也沒有成為東林黨一員,這本來沒有什麼。
因為韋寶也走這樣的路線,可你兩不相靠,就等於是兩者都要靠的啊,而不是當一個孤家寡人,你不能迎合各方勢力,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合格!
至少對於官員來說是這樣的。
而且韋寶也不是很認同孫承宗大修土木,修城池的做法。
遼東和韋家莊,和遼南的情況是兩樣的。
韋寶修城牆,主要不是為了防備建奴,倒反而是為了防備大明朝廷和地方上的世家大戶,想與他們隔絕開。
可是孫承宗為了建奴不搶走太多東西,不搶走太多人這點戰果,花費了朝廷多少錢。價效比低到慘不忍睹不說,打仗戰例也未見多強不說,防線被也輕易繞過。
在韋寶看來,有山海關就已經足夠,要修那麼多道防線做什麼?
就一道,過了山海關就是京城,每次建奴來犯就是血戰死戰,後勤補給也容易!
如果怕搶走財富和人,整個遼東就應該全部放空,全部變成戰略緩衝地帶,將整個遼東都作為戰場。
其實這個思路,以前是被多次提起的。
但是孫承宗代表的是大明朝的主流思想,既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撐,又死守著寸土不讓的臉面。
要是韋寶掌權,早就將遼民都撤走,關外只留下作戰部隊,長期和建奴消耗!
在韋寶看來,錦州的存在完全是雞肋,既不能出擊又不能防止後金入關,白白耗費天下之財主動力物力兵力,代價這麼大確沒起到應有效果。
無疑孫承宗的戰略眼光高度,還是這個時代其他人無法企及的,雖然其他人也能打也有能力,但終究只能做一個將領或者指揮,卻不能對歷史發展的程序產生根本影響,而孫承宗是擁有改變歷史方向的能力。
但即便如此,韋寶也沒有認為孫承宗的戰略眼光高到了什麼程度,也不是不可替代的,至少孫承宗沒有認識到機動性的作用。
這也正是韋寶堅定的站在魏忠賢一方,要趕走孫承宗的原因!
誰能省錢,誰就是硬道理,對待邊事,韋寶是這麼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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