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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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鼎臣不僅在儒學上造詣很深，在用兵打仗上也是一位極其高明的將才，而且在嘉靖皇帝歷任內閣中他是唯一一位最關心國計民生，首倡並大力促進支援江南賦稅改革的經濟學家。

顧鼎臣：“如今皇上調我到吏部任職，我可以為百姓做些實事了。我最想做的是賦稅制度的改革，我在家鄉丁憂時作過調研，發現東南的賦稅徭役要比其他地方重許多，我想再次到實地進行考察，然後上疏皇上，減輕東南百姓稅賦負擔。”

文昌君和顧擷岡齊聲道：“義父年事已高，還是在京城查閱整理資料吧。我和大哥在吏部、戶部當差，年富力強，還是由我們兄弟倆到地方實地考察，等到蒐集到資料後，再交給義父整理，寫成奏章，上疏皇上。”

顧鼎臣：“嘉靖六年我把在家鄉丁憂時考察江南賦稅弊端，寫成奏摺《陳愚見劃積弊以裨新政疏》，反映江南賦稅過重，田賦失均，雜稅過多以及裡甲、糧長等問題，要求徹底清查田糧，大力改革賦稅制度。但是由於皇上受大禮儀鬥爭困擾，無暇顧及，只簡單回覆‘所陳俱切時弊，詔行撫按衙門督屬舉校’我的上疏引起桂萼、徐俊民、許贊、陳縞、候位等許多朝臣共鳴，紛紛上疏要求儘快進行改革。”

文昌君：“在江南蘇松嘉湖鎮常杭七府州中，蘇州府稅賦最重，松嘉湖次之，鎮常杭又次之。我查閱了歷史檔案，明初洪武時期，蘇州府土地佔全國百分之一點一，所納稅糧佔全國百分之九點五，是平均數的般五四倍，是賦稅最重的。更嚴重的問題是官田民田賦稅嚴重失均。

所謂官田大多是宋朝、元朝和明朝初期藉沒富豪貪官的田地，包括皇莊、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的莊田以及百官的職田、邊臣的養廉田、軍民商的屯田，這些官田由官府租給佃農耕種，民田是農民祖傳或購買的私家田地。

官府對租種官田的佃農加倍盤剝，官田的稅糧竟然高達民田的十倍。蘇州府秋糧總計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民田稅糧僅僅十五萬石，其餘都是佃農繳納的官田稅糧。佃農賣兒鬻女也無力繳納高額稅糧，只能靠借高利貸度日，拖欠無力償還的只能拋荒流亡。”

顧擷岡：“江南稅糧運輸由軍船包辦，但是要收取高額運費加損耗，這部分額外負擔的米糧稱之為耗米。這樣稅糧包括正規稅糧和運輸耗米兩部分，官田大戶不肯繳納耗米，都由民田戶負擔。

松江府有一位名叫顧清的，是弘治六年進士，曾當過庶吉士和侍讀，家有四十四畝良田，十六畝山地，要繳納正糧一石六鬥二升，耗米卻高達十二石九鬥！江南如此重賦，百姓無力負擔，造成年年拖欠，歷年拖欠的稅糧越積越多，最後朝廷只得減免部分稅糧。這樣勢必造成新舊稅糧混淆不清，官吏乘機弄虛作假，中飽私囊。”

文昌君：“江南賦稅過重已經是歷史積弊，雖然幾度改革，但是很難弊絕風清。較有成效的改革是宣德五年周忱提出的‘平米法’，對混『亂』的稅糧和漕運政策進行改革。

‘平米法’規定無論官田民田、大戶戶，一律在正糧之外都要繳納耗米，並統一標準，一石正糧繳納六鬥七升耗米。如此每年在正常稅糧繳納後尚有餘糧，周忱將這些餘糧存貯在‘濟農倉’內，用以彌補裡甲支費不足，減輕農民各種雜稅負擔。

但是周忱的改革遭到豪強胥吏的抵制，實行了一段時間後，豪強胥吏又反攻倒算，田賦弊病再度復發，周忱改革成果化為泡影。”

顧鼎臣：“弘治八年，我的岳父，江南巡撫朱瑄在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實挾分鄉論田加耗’的改革，在正糧基礎上區分不同鄉村田地肥沃貧瘠等級徵收耗米。因為這個辦法過於簡單，而且田地的肥沃貧瘠很難有統一標準進行界定，即使是同一鄉村的田地也有肥沃貧瘠的差別，所以在二個縣執行起來相當困難，更沒法在江南推廣。嘉靖九年我又上《申未議以裨國計拯民命疏》，這次語氣更為懇切，但用詞卻非常激烈，對官員敷衍塞職極為不滿。奏摺中，雖經十餘年未聞有縣令太守遵奉舉行，在令守中沒有查出虛報荒地一畝，清出隱瞞稅糧一石者。皇上回復：‘乃申詔巡撫官，斟酌處置，從實舉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