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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船法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自唐代裴耀卿改革漕運以來久已實行了這麼多年,雖說有一點小瑕疵,但曾經支撐起過大唐王朝那麼遼闊的疆域,到公相執政所在的不到唐王朝一半的撮爾小國手裡,他直接棄而不用,將轉般法換成了直達法,即不顧沿途所經河道深淺的不同,由東南六路用船一直把米運往汴京去,這樣可以說直接動了太祖當初立朝的根基。
轉般法所以能夠有效地運用,因為當初發運司備有鉅額的錢作為準備金,在農產豐收的時間和地點用來收買米糧,以便當各路因歉收而不能按照規定時間把米運到真州等地的轉般倉,而運河水長通航的時間剛剛來臨的時候,仍然有米運往汴京去。
及崇寧初公相蔡京執政的時候,其親信胡師文為發運使,卻把這一大筆原來用作糴本的錢作為羨餘來獻給n,以致此後發運司沒有錢糴米來代發,直接導致了發運司糴本的消失。複次,當轉般法實行的時候,n在食鹽方面又採取專賣政策來與之配合,故由各路運米到真州的船隻,把米卸下以後,又可裝鹽回去銷售。及崇寧二年,蔡京卻把食鹽專賣法改為鈔鹽法或曰通商法,規定商人在汴京“榷貨務買鈔所”用錢買到鹽鈔後,便可到產鹽地換取食鹽,而轉運往一定的地點來銷售。這樣一來,商人既然代替n來販運食鹽,由各路運米到真州去的漕船,在歸途中便只好空船行駛了。這未免太不經濟,故轉般法有改為直達法的必要。
在北宋運河北運的物品中,除米糧外,其餘如金帛茶布等物的運輸,稱為“雜運”。雜運自天聖年間起即已採用直達法,不再分段運輸。到了崇寧三年,依照戶部尚書曾孝廣的提議,n遂連米運也改為直達法。
直達法實行後,漕運的成績卻遠不及過去轉般法那樣優良。東南六路與汴京的距離遠較與真州等地的距離為遠,而長江運河水道的深淺又各有不同。在這一段綿長的路途上,船隻航行所費的時日自要加長,每年往返的次數自要減少,至於n對於沿途航運的督察管理則非常困難。這樣一來,運河的運輸量自要因種種流弊的發生而激減。其中最大的一點,是漕運人員在路上稽留住滯,以盜賣他們船中所運的米,盜賣完了,便把船隻鑿沉,一走了事。複次,隨著直達法的實行,運河沿線因儲水而設立的水閘,開閉沒有節制,結果運河又常因水淺而阻滯船隻的航行。因此,自直達法實行後,運河每年由南方運往汴京的米糧,數量要大為減少。
在上述直達法實行的期間內,運河又另外發生其他事件,足以影響到運米額的銳減。這時徽宗趙佶正在汴京大修延福宮艮嶽,以供享樂之用。為著要滿足他的政治野心,蔡京的親信朱勔遂在蘇州太湖一帶大規模地蒐集奇花異石,運往汴京,以取得徽宗的恩寵。因為這些花石的運輸,n特設進奉局於蘇州,讓他主持其事。他運輸花石所用的船隻,多恃勢取自原來運米的漕船,故此後供運米用的漕船便要大減。不特如此,當日的花石綱船既然大規模地縱橫擁擠於運河上,這些剩下來運米的船隻,在那裡航行自然要大受阻礙。因此,除直達法的流弊以外,再加上花石綱的『騷』擾,運河每年的運輸量更要激劇減小。
其後到了欽宗靖康年間,當金人人侵的時候,汴京因被圍攻,漕運自然不通。再往後,運河上游的堤岸又因被盜賊破壞而潰決,以致河水乾淺,阻滯了漕運船隻的航行。因此,自徽宗以來運河每年運輸量越來越小的情形,到欽宗時代遂更為嚴重,從而汴京及其他北方各地遂得不到江淮物資的充分接濟。這樣一來,運河不能把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經濟重心的南方連繫起來的結果,北宋帝國便不復能凝結為一個堅強牢固的整體,從而力量大大削弱,抵抗不住當日北方新興民族的女真的侵略。因此,在北宋末年運河日漸喪失它的作用,最後因被切斷而不能把南北連繫起來的情況下,北宋帝國遂跟著軍事的崩潰而陷於滅亡的命運。
“正之哥哥,這件事你就別管了。”趙楷說話的當口,眼角無意瞥見了不遠處臨船上一個熟悉的背影,只是它很快一閃掩映在行船的竹簾中,神不守舍的趙楷喃喃自語:“不會吧?”
“什麼不會?”趙子淔沒頭沒腦的問道。
“哦,沒什麼,也許是我看走眼了。”
兩人一問一答的當口,船隊很快達到了宿州,千餘年間,宿州一直是歷代州府的治所,史稱這裡“扼汴水咽喉,當南北要衝”為“百戰之道”。此時的宿州渡口,熙熙攘攘的停下了不少船隻,只不過中間卻人為的清理出了一條數丈寬的水道,看見趙子淔、趙楷這一行船隊浩浩『蕩』『蕩』而來,船上的,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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