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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夾錫錢連老百姓都看不上,他居然當救災款讓我們運到川蜀去,合著他沒安好心呢。難怪那方七佛原封不動的還了我們,他定是開箱查過了。”
“夾錫錢”創始於宋崇寧二年,在鐵錢中加入錫,使錢幣變脆,主要是防備北方遼、金兩國大量收購南方的鐵製錢幣,然後熔鍊製作兵器,只是質量太差,老百姓根本不買賬,基本沒人用。
《宋史·食貨志下二》:“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陝西……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財計一》:“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為用者矣。”
宋朝和前幾朝一樣,法定主幣是銅錢,其實主要材料為銅、鉛、錫的合金,學過化學的人都知道,純銅很軟,而且極易氧化,生了銅綠後很難看,這三項比例由北宋天禧年間到南宋嘉泰年間發生了極大改變:含銅量由62%至72%降為56.5%,用鉛量由20%至27%增為40%,用錫由8%至12%減為3.5%。
宋仁宗康定年以前,官方沒有鑄行大錢,民間行用的是清一色的小平錢。宋仁宗康定年始,在陝西行用大銅錢。宋神宗時,折二錢廣泛行用,在當時行用的銅錢中,已佔相當比例。
宋徽宗時,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清明上河圖》上的情形可以借鑑,於是大量鑄行當十錢,根據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在民間流行的,大約應主要是當十錢。當十錢前後鑄了數種,大抵是用鑄三個小錢的原料鑄一枚當十錢,這就使銅錢的價值實際降為原先的十分之三,銅錢購買力理所當然地要隨之下降。
康定、慶曆大錢在當十的時期,顯然是規定價值與實際價值不符。陝西此時期的物價上漲,與當十錢的行用直接有關。宋徽宗時鑄行的當十錢比宋仁宗時行用範圍廣、數量大,此時期的通貨膨脹與當十錢的泛濫有直接關係。
宋朝建立伊始,政府就在維持充足的銅幣供應方面遇到了困難,而且如果經濟持續增長,銅幣供應量也應當隨之增加。當時的標準錢幣面值為一錢,但神宗時期曾鑄造過當二錢的銅幣。對於金額較大的交易,人們通常用貫做為計量單位,名義上一貫等於一千錢,但由於銅錢短缺,政府允許在繳稅時只支付七百七十錢。政府還採取其他措施來緩解銅的短缺,包括開採新的銅礦,降低錢幣中的含銅量,允許用銀兩繳稅,在北部邊境和四川發行鐵錢,嚴禁熔化錢幣,在穀物交易和茶、鹽專賣中使用票據或度牒,有時候還會發行紙幣。1085年,貨幣發行量達到頂峰,政府一年共發行了六百萬貫銅錢(是997年的7.5倍)。錢幣不是在一個地方鑄造好後運往全國,而是在二十多個地方鑄造,然後在本地流通。由於新政時期鑄造了大量的錢幣,以至於嚴重消耗銅材,神宗之後各朝鑄幣量減少,導致11世紀末對錢幣的需求嚴重得不到滿足。有宋一代,因此經常鬧錢荒。
蔡京1102年就任左僕射後,開始推動鑄造面值較大的錢幣,包括當十錢的大銅幣和價值三錢的錫鐵合金貨幣。這兩種方式都讓政府無須開採新銅礦就可以擴大貨幣供應量。同時,既然各種紙幣的使用量在不斷擴大,儘管大部分仍侷限在四川地區,有理由設想人們也許會接受另一種法定貨幣,即沒有相應內在價值的貨幣。此外,在11世紀40年代初,由於邊境貨幣短缺,政府曾鑄造過當十錢來充當軍費開支。
首先,某些州縣在1103年被告知,他們的鑄幣廠要轉而鑄造當五錢,另一些州縣則要鑄造當十錢。每年的額度定為三十萬貫銅錢和兩百萬貫鐵錢(依舊遠低於1085年的最高紀錄六百萬貫)。政府並沒有試圖打壓私人鑄造一錢幣,因為其中沒有什麼利潤。為了遏制私鑄高面值的新錢,政府將造私錢者招募到新的鑄幣廠工作,同時對偽造私錢者處以重罰,此外還決定在一些地方鑄造夾錫錢。過去使用的當兩錢被收集起來,回爐後重新鑄造為當十錢。每個新錢的重量是一錢的三倍。1104年正月,新鑄造的錢幣被分成以下幾部分:在全部六十萬貫中,一半交給戶部,二十萬貫交給內藏庫,還有十萬貫交到元豐庫,即所謂的左僕射庫。1105年,刻有徽宗御製書法的當十錢發行。每貫重十四斤十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十一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還有一斤五兩的廢料。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覺睡醒,忽然發現“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也就是說,台州城鬧“錢荒”了,市面上幾乎找不到一枚銅錢流通了。這是何故?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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