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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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廠組織部沒有這樣做。

在“反饋”材料中，協議離崗卻變成了擅離崗位，在組織部聲稱我的調出早已作廢，我即要求返崗或把編制掛往省、市人才交流中心，卻變成了是廠裡要求我回來上班或把編制掛人才交流中心。我近二十來天守在學校被拒絕上班，卻變成了我置若罔聞，一直未回廠上班，材料還講出於對我的關心讓我去對方上班，謊言便不攻自破，對顛倒是非的無章決定不敢認定，避而不談，卻又硬撐著強詞奪理。

這樣的材料真的了嗎？

如果作為一級組織，都能實事求是，勞動者何需要《勞動法》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對“你能提供那些書證？”

我已提供的書證，主要有江拖在二○○○年一月的“反饋材料”，江拖一九九五年廠字（64號）無印章、無落款的“除名決定”，南昌市人事局幹部調出函，以及蓋有好幾個人事調動部門大印的幹部調動表，能證明自己工作表現的有江拖曾報市總工會表彰的“簡況”、獲獎證書、中國科協地理學會證件、出席市以上學術會議的照片、發表的多篇學術論文等。

有些關鍵的書證，如離崗協議在原校長夏振川手裡；如寫有被江拖組織部聲稱調出的蓋章作廢、拒絕我上班或掛編人才中心、逼我要鉅額買路錢內容的被迫“辭職書”（蓋有學校的公章），因在江拖組織部劉喚宇手裡。這些我均無法拿到，而當事人違法事實，其本人也不可能會寫給我，知情人作證有被打擊報復的顧慮。據《民事訴訟法》第64條，有些證據還希望得到法院的幫助。

對於“怎樣才能證明起訴書中所舉的事實？”

江拖的“反饋”材料已經不自覺地暴露了當事人濫用職權、侵害我勞動就業權利的事實。

如有些證據和事實得到了認定，敘述了我的離崗待調是經過了雙方協商同意了的，這個書證的真實內容，且不說當事人夏振川現在不敢拿出來，就算其沒有保管好，也是他自己的責任。

又如有些內容明顯不能自圓其說，“反饋”材料既講我是透過與校方協商，被同意離崗以待調令，又說我是擅離崗位、沒有辦理任何手續，若書面協議不能作為手續，夏振川與我協商同意離崗，他應該負什麼責任？如果真是曠工。何需要等五年之久，創下江拖廠的紀錄，這種說法如何解釋得過去？

特別是面對我給江拖、給市政府轉到江拖的材料所提到的重要事實，江拖的“反饋”材料不敢正視，更不敢提及解釋，迴避了劉煥宇稱我的調出過了三個月就已經作廢了的話，隱去了我連續“賴”在學校近二十天被拒絕上班的現實存在，對除名決定不蓋公章、不通知本人、又不肯出具證明，不敢亮出來加以解釋，……等等這些不可抹殺的事實，在面對面的法庭辯論中，當事人如何迴避得了。況且他們在“反饋”材料裡這樣做的表現，在證據學上其本身就是一種預設。

作為全權接管江拖的破產清算組，應該要求該廠的劉煥宇、以及已退休的夏振川到庭。即使這兩人心虛不敢到庭，清算組也能認定無公章的“除名決定”無效，駐清算組的中院鄒法官和焦法官就曾表示該決定無公章，是無效檔案，可以恢復編制、續辦社會養老保險等等。

報告在最後仍然寄希望於東湖區法院，指望能夠儘快給予開庭，作了特別強調：

延誤開庭，只有責任當事人所企望，只有他們才會竭力加以阻撓，損害的是法律的尊嚴，當然，本人也不會停止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十二月四日，我沒有找到郭嵐。

十二月五日找到郭嵐後，把《有關詢問情況詳細說明的報告》交給了她。問她說：“星期五（八日）是不是再來？”

“不用來了，有事會通知你。”郭嵐淡淡地說。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任何訊息，既不好去詢問，也有些不大願意去碰釘子。人家不願意跟你辦的事，去了又有什麼用呢？估計現在又是跟我打時間的消磨戰，最後貽誤不辦，這種可能性很大，特別是碰到我這樣的案件，她會去得罪本院的同事嗎？江拖會坐等東湖區法院來開這個庭嗎？清算組的政府官員會真願意坐在被告席上讓她來開庭嗎？

又是一個星期過去了，法院還是沒有任何動靜，找這位女庭長又很是難找，找到了又還是那句話：“有事會通知你”。

一位熱心的同學對我說：“到法院打官司，實際上就是打錢，而且是要現的，我認識郭嵐，可以把她請出來吃餐飯，你可以好好跟她談談看。”

我難置可否。一是沒有錢來做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