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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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庭長埋怨說：“這不要死呀，魏群辦了錯案，現在拿到我們這裡來了，搞得我們幾難辦啦。”

接著，郭跟吳商量怎麼辦，最後商定還是先暫時不要跟民事庭講，等調出了魏群所辦的案卷，看看再說。

吳法官則責備我說：“你當時為什麼不去跟院長說，院長知道了不就開了庭，為什麼還要交到中院去？現在這種得罪人的事，叫我們怎樣去做？你這個人真不曉得辦事。”

我解釋說：“當時魏群說是上面講的，我想這總可能是院長的意見咯，我找得還有什麼用？只好向中院申請再審。”

郭庭長說：“你可能總是在中院找了哪個關係，要不然中院怎麼會幫你？”

我坦然地說：“我這是按照法律程式向上級法院提出再審申請的，開始是找到中院的告申庭，他們也都認為那份裁定是錯誤的，是侵害公民合法訴權的行為，是他們叫我找書記官處的。”

郭庭長有些不耐煩，說：“那中院為什麼不直接在他們那裡再審，現在怎拿到我們經濟庭來了，這得罪人的事叫我們怎樣做嘛？我們同樣也可以找其他理由不開庭。”

接下來，我忍受著其各種抱怨和責怪，耐心地回答了針對裁定書以外在程式上的多方詢問，如我告的是江西拖拉機廠還是清算組？中院書記官處怎麼會管這件案子？既在西湖區法院起訴，為什麼會轉到東湖區法院來？為什麼要等拿到了江拖的反饋材料才起訴這件案子？作為一級組織提供的材料能會有假？起訴書提供了哪些證據？等等。

在作筆錄時，那位姓吳的法官離開了，這位女庭長連有的很普通的字都不會寫，弄得我一邊回答她的問話，還要一邊把字寫給她看。

完後，郭庭長留下了我提供的《公民勞動關係法律手冊》，叫我下個星期五再來。

這次的質證，給我的感覺似乎是總想找出理由維持不開庭，而且吳法官還說江拖的人跟他很熟悉，甚至連腔調都會跟劉煥宇如出一轍，我意識到情況很不對頭。

我回來後，思想負擔很重。　。。

詳細報告求開庭 再提材料無人應

二○○○年十二月一日。為了慎重，也為了法官有利於依法辦案，我連夜寫了一份約有四千多字的《有關詢問情況詳細說明的報告》。

對於我在西湖區法院起訴，案件怎會轉到東湖區法院來？

我在今年五月十日，向西湖區法院起訴，得以立案，該院即把訴狀和通知書送達江拖。江拖劉喚宇等也來了法院，但久久未予提供答辯狀。我多次找了法院經辦法官裎琳，要求開庭。裎法官總說好忙，人手不夠。到九月初，裎法官告訴我說，最高法院有個檔案下來，凡是經過了勞動仲裁委員會仲裁的勞動爭議案件，都要到所在區的法院審理，已經把我的起訴的案件，移交給了東湖區人民法院。我本人從未提過這樣的要求。

對於“你為什麼今年五月才到法院起訴？”

1。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當我仍在要求江拖組織部解決工作時，劉煥宇才告訴我已被除名，幾經曲折，才於數天後拿到了一份檔案的影印件，但沒有公章，廠辦印發的時間又是一九九五年七月，對我多次提出蓋章和註明收到影印件日期的請求斷然拒絕。

2。在我向江拖提出申訴未被理睬的情況下，走訪了西湖區法院、市人事局、市人事仲裁委籌備處、均表示該決定無公章，不能作為立案的有效證據，只好多級信訪，請求能予行政協調的辦法解決。

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南昌市委和市政府信訪辦，聯合下發了《洪信訪字（1999）23號檔案》，將我的情況列為重點排查解決的物件。在這樣的情況下，江拖才於二○○○年元月，寫出了《關於秦付根同志上訪件調查情況的反饋》，上報給了市機械局。儘管“反饋”材料為推卸責任而任意歪曲、遮掩和編造事實，但已有江拖紀委的印章，市機械局又特意為我註明了給我“反饋”材料的日期，加蓋了局信訪辦公室的公章，“反饋”材料便成了有效證據。這樣，被人為設定的起訴障礙，總算得以排除，在得到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裁定後，即向西湖區人民法院依法起訴。

對於江拖“作為一級組織提供的材料能會有假？”，

作為一級組織向上級提供調查材料不應有假，江拖廠的紀檢和組織部是一套人馬、兩個名稱，“反饋材料”的內容，顯然是為了顧及該廠的一些方方面面。作為複查，本應找我個人談話，況且我還主動去廠表示要求能與面談，留下了電話和傳呼號碼，願隨叫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