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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也較為先進。如日軍進攻時,常在正面用錐形突擊,而從側冀進行包抄;除以正規部隊作戰外,還利用“順民”作嚮導,配備偽軍及便衣隊、騎兵鑽隙迂迴,擾亂國軍側後,牽制國軍的調動,使國軍的縱深配備失去效用,並威脅國軍的後方各級指揮機關;注重步、騎、炮、空的協同作戰,在進攻時,先行炮擊,繼以飛機轟炸,待守軍陣地基本被摧毀後,再以步、騎兵突進;撤退時,各種非作戰單位及步兵先行,以騎兵殿後,以飛機在空中掩護,從而使得國軍在追擊時不敢太靠進日軍,撤退的日軍則趁機溜之大吉;常利用黃昏、拂曉或飛機轟炸之際,先以大刀隊潛至國軍守軍陣地附近,以機槍在後掩護,並就地吶喊,分散守軍注意力,而其白刃部隊,則乘機衝入守軍陣地;偷襲強攻時,初則一點突破,繼則到處鑽隙,尋找守軍弱點加以利用,終則幾面合圍;擅長山地戰,雖對湘鄂贛交界一帶的山地地形不熟悉,但作戰中卻常能避實就虛,攻擊得法;慣用欺騙手段,常聲東擊西,迷惑國軍等等。
不過,就整體情況而言,日軍在戰術上卻有一個其無法克服的弊端。日軍在作戰時,基本上是分散使用兵力,以大隊為戰術單位。進攻時,幾個甚至1個大隊便可對某個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進行合擊。這樣一來,其作戰線必然板結不牢,薄弱點比比皆是。而處於內線的國軍,隨時都可跳到外線去,任其作戰計劃再周詳,也終難免兜空,從而就造成一種包圍多殲滅少,擊潰多俘獲少的現象。防守時,日軍通常以1個大隊防守數處據點,往往容易被國軍分割包圍。若非國軍的戰鬥力弱及協同不佳等失誤,只怕小股日軍沒有多少能逃脫被全殲的命運。日軍戰術上的這種弱點,是由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所決定的。日本以少兵臨大國,戰爭的基本特點是:戰場幅員遼闊,日軍兵力單薄;同時,日軍對其戰鬥力也頗為自負,1個大隊便敢進攻國軍1個師甚至更多的兵力,由此也就註定了其戰術上的上述弱點。對此,日軍也常常感到苦惱。如其在1939年8月制定的《江南作戰指導大綱》欄外有如下記述:“秘密:……(二)最近敵軍逃跑很快,因此對戰術和準備的保密有很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敵情乃所謂從對峙狀態到發起攻勢,須在最短時間內一舉突破敵第一線,進入預定目標。此點第一線各兵團在編制、裝備、戰術上都須特別注意……”日軍指揮機關雖絞盡腦汁,但終無法克服其自身的上述弱點。當然,就某次具體的戰鬥而言,日軍也有集中相對優勢兵力的時候,但從全域性來看,日軍大多數作戰都是以少擊眾。
對於日軍戰術上的這種弱點,第9戰區指揮機關似乎有所認識,並加以利用,但只是從消極方面利用——逃跑。而若能從積極方面利用,拈手便可抓到戰機。如第一次長沙會戰時,日軍上村支隊4個大隊孤軍深入,當其於9月23日在營田登陸時,日軍主力還在新牆河一線。直到27日,上村支隊才與其主力取得聯絡。在這4天時間裡,第9戰區的指揮機關如能集中兵力圍攻該支隊,完全有機會解除第15集團軍左翼的威脅。而事實上是,第9戰區一接到營田失守的訊息後,馬上令第15集團軍後撤。這樣的例子在長沙會戰中舉不勝舉。
對於國軍指揮和決策上的這些弊病,劉建業作為後來人又在這個時空裡作為國軍的高階軍官,參與了多次大戰,自然是洞若觀火。可是,他對此也很無奈,自己畢竟只是一個小小的軍長,在國軍裡像他這樣級別的軍官數不勝數。再說,總體上都是這樣的一種氣氛,自己就算是在怎麼能征慣戰,又怎能包辦一切呢?因此,大多數時候,劉建業對此都是沉默不語。多說無益,相反還會得罪人,何必說呢?
可是,這一次,劉建業實在是不想放棄放在眼前的這一次好機會。如果自己的部隊能夠以積極的行動,插到日軍的後方,切斷他們的退路,那麼就有機會給友軍創造出聚殲敵軍主力部隊的大好時機,順帶著可以洗雪一下南京大屠殺的仇恨。
可是在這個時候,自己如果說出來內心的想法,合適嗎?
內心感到矛盾的劉建業只能沉默不語。
還是楊參謀長發現了劉建業的沉默有一些異樣。
“諸位先靜一靜,我們還是先聽聽軍座的想法。”楊參謀長說道。
“各位,我也很想讓大家休息一下,這幾天大家都實在是太累了。這一點我很清楚。但是,我還是想要提出我的想法。”劉建業看了一眼自己的部下,緩緩地說道。
“軍座有什麼話就儘管說吧。”段師長及時地站了出來,為劉建業撐起場面。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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