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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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人類”，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是有一個“心術”上的問題，難道不該反思？

長期以來，就有一個歷史學的“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國的歷史，從政治上的“封建專制”，經濟上的“殘酷剝削”，到社會上的“人口眾多”（不止把“漢族”都抹黑了，更要抹黑所有“少數民族”），如果這樣，這個“國家”還怎麼“可愛”的起來，成天空喊“愛國”又有何用？

但是，還有一點我是與原書作者不同的，就是我並不相信那套人口統計數字。我並不認為現在中國人口只有十三億多，——也不喜歡那種以為幾百年以後如何如何的推算方法（倒不是對將來中國只剩下五億、一億的具體數字有何看法），——我認為，現在中國的人口已經有十五、六億以上，（12）儘管很少人會同意我的這一看法。

但是，“假如”（萬一）中國現在人口已達到十五億，——一方面維持了農產品的高產出，一方面造就了經濟的全面繁榮，——各位，我們的人口史觀是不是就會發生一個“大爆炸”？你還會對中國的“人口眾多”抱有這樣那樣的“歧見”嗎？

我寫這些文字，並不是為了“上條陳”，——老友高山幾年前就曾找我，談談人口政策放寬的可能後果；他可能以為我瞭解歷史上人口“自然增長”的情況，雖然我的看法跟其他學者很不一樣，（13）——我關心的只是，我們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歷史觀和人口觀：人口眾多，何罪之有？

我們不該從頭想一想嗎？

二、對地主殘酷剝削的質疑

自1996年，我開始研究地主和地租，即地主與農民關係的問題。經若干寒暑，終於寫成《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這是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不能迴避的，也是前人沒能給我們解決的老大難問題之一。其艱辛可想而知，其關鍵則是要找到一個入手點，對我來說，就是“地租實收率”。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

老友陳支平教授曾在不止一個場合感嘆：中國作為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以農立國的國家，以至於今，“歷史學界居然越來越少有學者對地主—農民這一最基本的問題有興趣”！《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的出版，“真是喜出望外。”

這本小書裡說的是擬解租佃關係的核心——“地租剝削率”的問題。

說起租佃關係，不免要連帶引出許許多多的相關問題，使人目眩，我們不妨從一個簡單的角度入手。

農民起義和農民鬥爭，過去有一段時間曾經是史學界的熱門話題，可惜的是，農民大起義很少觸及地租問題，文革時期有一本小冊子《罪惡累累的孔府》（山東大學歷史系、曲阜師範學院歷史系調查組編寫，《學點歷史》叢書，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卻與眾不同，談到了農民的抗租鬥爭：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縣佃戶四十餘人，代表各村佃戶，開會決議“共同一局，搶劫官場”，把被孔府霸佔的勞動果實，全部收回，絕不留下一顆一粒。七月，秋谷成熟，孔府派來了爪牙進屯分谷。沒料到，各村一致行動，將穀子全部運回自家場內。爪牙們氣急敗壞、聲嘶力竭地阻擋。佃戶們擺好陣勢，圍住他們，有力地警告說：“絕不分給一柴一粒”！

由於這場大規模的有組織鬥爭的勝利，佃戶們認識了自己的力量，此後這裡的抗租鬥爭更是不斷髮生。一七七七年，二十年前領導過抗租的老將陳榮，又串聯二十多戶佃戶，在一個夜晚把地裡的麥子，全部收回農民家裡；他們把反對孔府的鬥爭傳統，親手傳給了新的一代。……

文章中的幾個小標題就分別叫做“組織起來，抗租抗差”，“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集體齊退佃，餓死寄生蟲”。這樣的文字在今日已不多見，語句也十分典型。但問題也出來了，農民的鬥爭，既然是這樣成功，他的成效表現在哪裡？顯然，農民的反抗和反抗的結果，在這裡被割裂了。

如果說反抗是有結果的，我想，首先就應該表現在地租率的下降上。

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有不少前輩學者利用各地發現的地主收租簿，研究了地租的“實收率”。他們發現，清代以來，地主實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處在下降之中，總括起來，下降了二十多個百分點（其中也包括山東孔府，它在十八世紀下降了一半）。同時，契約上的規定租額也有相應的下調而不是上升（詳見小書

第二章）。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在租佃關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