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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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人類”,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是有一個“心術”上的問題,難道不該反思?
長期以來,就有一個歷史學的“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國的歷史,從政治上的“封建專制”,經濟上的“殘酷剝削”,到社會上的“人口眾多”(不止把“漢族”都抹黑了,更要抹黑所有“少數民族”),如果這樣,這個“國家”還怎麼“可愛”的起來,成天空喊“愛國”又有何用?
但是,還有一點我是與原書作者不同的,就是我並不相信那套人口統計數字。我並不認為現在中國人口只有十三億多,——也不喜歡那種以為幾百年以後如何如何的推算方法(倒不是對將來中國只剩下五億、一億的具體數字有何看法),——我認為,現在中國的人口已經有十五、六億以上,(12)儘管很少人會同意我的這一看法。
但是,“假如”(萬一)中國現在人口已達到十五億,——一方面維持了農產品的高產出,一方面造就了經濟的全面繁榮,——各位,我們的人口史觀是不是就會發生一個“大爆炸”?你還會對中國的“人口眾多”抱有這樣那樣的“歧見”嗎?
我寫這些文字,並不是為了“上條陳”,——老友高山幾年前就曾找我,談談人口政策放寬的可能後果;他可能以為我瞭解歷史上人口“自然增長”的情況,雖然我的看法跟其他學者很不一樣,(13)——我關心的只是,我們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歷史觀和人口觀:人口眾多,何罪之有?
我們不該從頭想一想嗎?
二、對地主殘酷剝削的質疑
自1996年,我開始研究地主和地租,即地主與農民關係的問題。經若干寒暑,終於寫成《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這是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不能迴避的,也是前人沒能給我們解決的老大難問題之一。其艱辛可想而知,其關鍵則是要找到一個入手點,對我來說,就是“地租實收率”。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
老友陳支平教授曾在不止一個場合感嘆:中國作為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以農立國的國家,以至於今,“歷史學界居然越來越少有學者對地主—農民這一最基本的問題有興趣”!《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的出版,“真是喜出望外。”
這本小書裡說的是擬解租佃關係的核心——“地租剝削率”的問題。
說起租佃關係,不免要連帶引出許許多多的相關問題,使人目眩,我們不妨從一個簡單的角度入手。
農民起義和農民鬥爭,過去有一段時間曾經是史學界的熱門話題,可惜的是,農民大起義很少觸及地租問題,文革時期有一本小冊子《罪惡累累的孔府》(山東大學歷史系、曲阜師範學院歷史系調查組編寫,《學點歷史》叢書,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卻與眾不同,談到了農民的抗租鬥爭: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縣佃戶四十餘人,代表各村佃戶,開會決議“共同一局,搶劫官場”,把被孔府霸佔的勞動果實,全部收回,絕不留下一顆一粒。七月,秋谷成熟,孔府派來了爪牙進屯分谷。沒料到,各村一致行動,將穀子全部運回自家場內。爪牙們氣急敗壞、聲嘶力竭地阻擋。佃戶們擺好陣勢,圍住他們,有力地警告說:“絕不分給一柴一粒”!
由於這場大規模的有組織鬥爭的勝利,佃戶們認識了自己的力量,此後這裡的抗租鬥爭更是不斷髮生。一七七七年,二十年前領導過抗租的老將陳榮,又串聯二十多戶佃戶,在一個夜晚把地裡的麥子,全部收回農民家裡;他們把反對孔府的鬥爭傳統,親手傳給了新的一代。……
文章中的幾個小標題就分別叫做“組織起來,抗租抗差”,“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集體齊退佃,餓死寄生蟲”。這樣的文字在今日已不多見,語句也十分典型。但問題也出來了,農民的鬥爭,既然是這樣成功,他的成效表現在哪裡?顯然,農民的反抗和反抗的結果,在這裡被割裂了。
如果說反抗是有結果的,我想,首先就應該表現在地租率的下降上。
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有不少前輩學者利用各地發現的地主收租簿,研究了地租的“實收率”。他們發現,清代以來,地主實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處在下降之中,總括起來,下降了二十多個百分點(其中也包括山東孔府,它在十八世紀下降了一半)。同時,契約上的規定租額也有相應的下調而不是上升(詳見小書
第二章)。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在租佃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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