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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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幾個問題，比如地主到底佔有多少土地，地租量究竟有多少等，一向都是研究的重點。據說，前者已獲得了一些進展，後者則成為了“老大難”，地租率遂成為一個最難解的問題（詳見

第一章）。

過去許多學者都曾試圖解開這一問題。他們找到了許多地租契約，以瞭解地租率是如何規定的。可是卻忽略了，所謂“規定”並不等於它的“實施”，所以，千件萬件地讀下來，我們發現，在那些幾乎千篇一律的契約面前，地租率的研究仍然無法突破。

關注到地租“實收率”，是改變研究狀況的一個關鍵。但可惜的是，地租實收率的研究卻沒有與租佃關係聯絡起來，而是把它歸結為糧食畝產量的下降。這在一時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並在學術界引起了好一場爭論。問題是，如果清代農業生產能力有著如此的下降（百分之二三十），那又如何解釋清代中國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在另一派學者看來，清代糧食畝產量即使有所下降，幅度也不會很大，或者是升是降尚在兩可之間。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個略有升降（產量），一個是超過二十個百分點的下滑（地租），這兩條曲線怎麼能“合”得起來（詳見

第三章）？

如果我們承認，地租量的下降與農業生產能力的升降沒有什麼關聯，只是由於地主、佃戶兩者之間的關係，那麼，問題就在於，農民是怎樣使地租量下降的？本書即用了很大篇幅來回答這一問題（詳見

第四章）。

不過，如果我們瞭解到：過去農民給地主交租的“實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別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隨意“增租奪佃”，至於“打官司”呢，往往也討不了好去……面對這些新的素材，對舊社會的租佃關係恐怕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這些事在過去都不是什麼秘密。如乾隆初年工科官員衛廷璞奏：“邇來人情驕恣，即豐稔之年，亦有抗租不交者。……臣生長粵東，由江南知縣行取到部，所見大率如此”。

秦蕙田在一篇經筵講義中說：業佃之間“始也患業戶之侵凌，今則憂佃戶之抗欠。蓋業戶中，其田連阡陌者百無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戶，其勢本弱，一遇強佃抗欠，有吞聲飲氣無可如何者”，“此皆臣平日所親見”。

我們應當看到，影響到地租增減的，並不是那些暴力反抗和武裝起事，也不是抗不交租，而是農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起眼的行為。

其中首先就是少交租、遲交租、拖欠敷衍等。章有義先生將其歸納為：一是“硬抗”，即不用任何藉口，硬行不交或少交；二是“軟磨”，即拖延償租日期，到時不了了之。佃戶常常不肯繳足，這就是所謂“硬交不讓”的定額制下的常情，趙岡先生也說，地主對佃戶並無絕對優勢，無法使用暴力逼租，只能開列名冊，並無實力去處分刁佃。

據一些學者看來，在定額租下，農民比較容易拖欠。但在分成租下，地主為了保證剝削收入，對佃戶生產活動的各個環節，都要親自監督，直接干預。特別是到開鐮收割之時，地主或代理人還要親臨現場“臨田監收”，似乎就無法“作弊”了。但在實際上，這一制度是否更為“有效”，恰面臨瞭如下的一些問題：

首先，臨田監收麻煩多、代價高、矛盾大。它固然可以起到一種保證作用，但同時也增大了與農民面對面直接摩擦的機會。因此分成租中已有許多並不臨田監分，而是由佃農自行收割。特別重要的是，不管在什麼租制之下，農民仍有辦法偷割私分（今天的話叫“瞞產私分”）。如莊稼熟後，“先自赴田割稻一擔充飢”，“先把好麥割了一半”，“私將穀子割了幾把”，等等，說的都是這種情況。

因此，把歷史上抗租鬥爭的發展歸之於實物定額租的普遍推行，或以為在分益租製為主流的時代，抗租欠租的事情很少發生，恐怕未必正確，甚至可能是倒因為果了。

在這中間，我們還不難發現在農民心裡存在著一種“抗欠有理論”，在他們心裡，地租似乎就是不應或不必全交的，多少有一些積欠，倒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許多時候（如因災歉收，或青黃不接及農民家庭困難時），田主的“逼討”，往往被視為“為富不仁”。

此外，農民還可以恃強，罷種、逃租、轉佃，交“溼谷”、“癟谷”，或使用“壓產”等方法，來對付田主。

讀者也許會問，對這樣的農民，地主不會把他趕走——“奪佃”嗎？

但是佃戶的田是否就那麼容易退掉？他們又能否輕易就範？退田以後又有何處可去？……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