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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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看來，歷史上沒有做到，是不是就說明這個“理”錯了呢？恐怕還不一定！

這也涉及歷史是“什麼”的問題。

也許，因為中國文化“任重道遠”，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失敗”，展現出這麼多的“毛病”，經歷這麼多的“考驗”——負載這麼多的“功能”，讓你得出這麼多的“教訓”，幾乎沒有一個“難題”、“困境”是可以“逃逸”的，——這就是中國的歷史，並不是讓你有了個“理兒”就“一步而蹴”、“萬事大吉”的。

國人多好吃“香餑餑”，那不是存心“撿便宜”嗎？你沒有經歷過那些事兒，沒有歷經層層的苦難，從中悟出層層的道理，最終就“大徹大悟”，那怎麼能行？

回過頭來說，這個世界，或許就是令你受盡千般萬般苦難，以此來檢驗你，看你還能不能把持住那個“理兒”？

這能說是“理兒”的錯嗎？

正面看待傳統政治理念

對於傳統政治理念，先賢也有不能免於“時代偏見”的時候（今日何嘗不是），但持論平允，其間也有不少讓我們讀了再讀之處。

如呂思勉先生曾經寫道：中國古代的專制制度，也是由古代哲學所造成的：古人信萬物一本說，所以認君主專制，為當然的治法。《公羊》何《注》說：“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與董仲舒一樣，都替君主專制政體，立了一個極深的根據。但照古人說來，就是“王”也要法“天”，“上”也是統於“元”的。所以一方面，雖然看得天下之本，繫於人君一人。又一方面，還有“見群龍之首”之義。後人卻只取得一方面，這不能全怪古人（《呂思勉論學叢稿》，第184頁）。

世謂武帝之崇儒，乃所以便專制，非也。儒家雖崇君權，而發揮民權之義亦甚切。平心論之，九流之學，實未有主張君主專制者（《呂思勉論學叢稿》，第204頁）。

孔子曠觀千古，知小康時代之不可不立君也，而又知君權之不可以無限也。於是倡為主權在民之說。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曰：得乎邱民為天子，此其陳義可謂獨有千古矣（《呂思勉論學叢稿》，第264頁）。

這在理上有何不是，獨謂中國始有一“令人汗顏”之“天花板”耶？這豈不是“倒黴看反面”嗎？世上又哪裡有那樣“知行合一”、“完美無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錢穆先生亦曰：常聽人說，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歷史。這明明是一句歷史的敘述，卻絕不是歷史的真相。那隻可說是一個君主一統的政府，卻絕不是一個君主專制的政府。諸如人才的選拔，官吏的升降，賦稅的徵收，刑罰的處決，依然都有法制的規定，絕非帝王私意所能輕易動搖。中國傳統政治，既非君主專制，又非貴族政體，亦非軍人政府，亦非階級專政，則中國傳統政體，自當屬於一種民主政體（《文化與教育》，第66頁、第82頁）。

我還是那句話：吾人看多了中國歷史上的那些“失敗”，而忽略了它的本意，也忽略了“歷史”究竟是“幹什麼”的這一層意思？它難道不可視為一種“隱喻”，並非我們目下即能回答的？

帝力於我何有哉

一般學人多認為中國傳統是個“專制政治”，甚至說是一個“專制社會”。

前者我們且先放下，來談一談後者：中國傳統是“專制社會”嗎？

近日遇到一位學者，她研究的題目是，中國知識分子怎麼都得了“軟骨病”？其主要結論是：由於當代的某些原因。同時，卻又極力從中國傳統中尋找一些“相關的”因素，並列舉了不少古人的“語錄”（包括我都沒聽說過的一些）。這就不只是自相矛盾了。

記得老友李零曾經說過，這樣尋找中國歷史裡的一些“有利因素”，那什麼結論得不出來？再說，歷史裡並沒有“新鮮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包括“先兆”）可尋的，那能說明什麼？

所以我們必須從大處著眼。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先綜合，再分析。而不是倒過來。

首先應該認清，中國古代，政治是很“小”的。“廟堂之上”，可能是“一人說了算”，但它涉及的範圍，跟今天相比，可就差得多啦。

我曾經在《活著的傳統》中寫道：

清代所形成的，仍然類似一種“二層社會”，政府仍是高高在上，在縣級以下的廣大農村地帶，卻是另一個社會，二者之間甚少關聯。康熙後葉，聖祖皇帝曾幾次說道：“蠲除額賦，專為小民樂業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