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一歲之內，足不踐長吏之庭，耳不聞追呼之擾”；“務使小民一歲之內，絕跡公庭，安處隴畝，俾得優遊作息，經理農桑”（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諭，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諭）。這種“務使小民絕跡公庭”的思想，就是上述精神的一個寫照。

中國古代有一首詩，名字是《擊壤歌》（作者不詳；見於清人沈德潛編著《古詩源》），說：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恐怕是大家都耳熟能詳了。

還有一種說法，好像中國人都想“做官”，其實，那只是一小部分（讀書人很多，能考上功名的有限，再能做上官的家更少了）。而且呢，說做官以後就一直留在官場，一路往上爬，不到點就不退休，那也是誤解。大多數的官員，都是做幾年就下來，回家了：或者做“田舍翁”，或者作學問（如清代之考據學就是提供給這種人的一大研究方向），悠哉遊哉了。

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尚志”。孔子又贊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不能用其道，則藏道於身，寧退不仕。重道而輕仕，此亦涵有一番甚深衡慮（《國史新論》，第162頁、第170頁）。不是非當官不可的。

呂思勉先生說：中國古代的君主，豈不要權力橫絕，無所不為嗎？這又不然。這在理論和事實上，都自有其限制的。（一）在理論上，天子原以除暴而興，自然負有愛民的義務。（二）在事實上，暴政所能及之範圍，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秦漢以後，幅員太大，中央政府的權力，無論其為好為壞，都不易無孔不入。中央政府之影響，所能及於社會者實甚微。歷來的議論，說什麼聖君賢相，庶政鹹理，人民大受其福，不過是讀慣例古書，想當然的話頭。

所以中國政府之統一性、積極性，說起來實極可憐。然亦因此而得儲存一種消極的民主。一極小的範圍之外，則悉聽各地方之自由。欲由中央政府遙為宰制，一切包攬，則於事實不可能。中國疇昔，雖無地方分權民族自決等話頭，其所行固未嘗不暗合其理（《呂思勉論學叢稿》，第418～420頁）。

錢穆先生也說：中國自古國家規模太大，因此在社會上就不易有專制；古人如何能專制得此一廣土眾民的大國（《國史新論》，第83頁、第113頁）？

這哪裡是我們當代人想象的那樣？或由著我們的想象，就可以下結論的？

中國傳統“一人做主”的政治理念

近來關於清朝統治的滿洲特性，引起了國際間學術界的不小爭論（特別是清史學界）。顯然，清朝政治中有不少東西是從“外”（北邊）而來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從“內”來，強調的是對中國曆來“道統”的承續。比如清朝皇帝提出的“敬天法祖勤政愛民”這幾個字（參見南開大學常建華先生的研究）。

看來，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就是主張“一人做主”的（這不應隨意稱為“專制”）。比如，有時候我就希望有個人能夠為我們“做主”，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他應該“敬天”（參見我的博文“敬天與否也是問題之一”），對“天”負責（否則就可能“無法無天”、“無惡不作”，“胡為底止”）。

也應該“法祖”，對自家、對自己個人負責。清人趙翼嘗曰：漢代谷永奏成帝曰：陛下違道縱慾，輕身妄行；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廿二史札記》）！——此話估不論矣，如果沒有了“自我”“自家”，也就可能成了“地痞無賴”，沒有了“品”，遑論其餘。

同時，就是要“勤政愛民”，對“老百姓”負責（這在今天，是“民主政治”中最受重視的一條）。昔日董仲舒曾說：《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春秋繁露·仁義法第二十九》）。

我也曾說過，對一個政府來說，“肯負責”、“能負責”（谷永所謂“豈不負哉”），是最重要的。當然，他還應該“修心”（儒家所謂“修齊”），掌握治國的本領（所謂“治平”）。今天看來，這些都是第一層的意思，必不可少的東西，其他的，如何聽取別人意見等，乃是第二層的問題，可以以後再說。

過去，國人多拿外國觀點來看中國，錢穆先生說：我們得把自己歷史歸納出自己的恰當名稱（《國史新論》，第71頁），如此，我們為什麼不能發明一套自己的理論來呢！

再建道統

我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