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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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戰後，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學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劃界（《劍橋中國史》）。這幾種看法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把“外國入侵”看得特別重要，好像沒有它，中國就不能怎樣怎樣似的。

儘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個歷史”（參見《知識分子》1987秋季號），很久以後，我才把它上升為一種“近代史觀”（參見《史林》2006：5）。

根據這種新的近代史觀，中國從十八世紀，就開始她的“現代化”建設了，儘管其努力還很不夠（否則豈不成了英國一類的“先發國家”）。其主要標誌，就是在十八世紀，在世界上出現了罕見的“共時現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長（從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劇烈波動），其一，是各國開始加強政府。對此戴逸曾表示，可能還存在第三個方面，即開始了各國疆土的武力開拓（或可稱為新的民族國家的建設）。現在發現，甚至白話文的文字當時已經存在了（與關辛秋的談話，倫敦）。此外，舉凡考據學、紅樓夢、戴震、章學誠，等等，他們之所以都在二十世紀被看好，就是因為二者有著某種“像似”罷了。

換句話說，當18世紀，中國即與世界上現代化的早發國家一同面對了一些“現代問題”（如人口壓力），並做出了若干“現代努力”（如加強政府）。我們尚不知道這些“發動者”是誰，它多半卻不是來自歐洲。彼此雙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為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

這樣，我們就淡化了“鴉片戰爭”的作用，也許它更像是一個歷史的“插曲”，雖有其必要，但未見得有那麼重要了。

現在看來，所謂十八世紀云云，所爭的不僅是對一個 “時段”的認識，而是涉及我們的“世界史觀”的大問題：過去大家認為，除了英國一個國家帶頭實現了現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選民”，現在看來就未必了，其他許多國家，包括奧匈帝國、俄國、日本、中國……都在“現代化”中，只是其命運、角色各不相同罷了；再如把它貫通到今天，誰說中國就一定“不行”呢（參見有關清代政治史會議的部落格），——這也就改變了過去以經濟暨經濟關係，以工業革命為標尺的觀察角度。

人口問題：

在歷史上，中國眾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它有那麼“可悲”嗎？反過來說，它起到過什麼積極作用（如在“發展序列”的不同階段）？

一段時間以後，我才把中國歷史上人口的“正面貢獻”，與當下的歷史貫穿起來，提出“人口眾多，何罪之有”？進而，對政治上的“封建專制”，經濟上的“殘酷剝削”，到社會上的“人口眾多”，這樣一些“抹黑”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作一總的清算，並稱之為思想史上的“三大戰役”（《讀書》2010：5，及我的系列博文）。

共時現象（布羅代爾）、國家視角（斯科特）：

乾隆初年，興修畿輔水利，其它一些向屬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動帑辦理。乾隆二年七月諭：一切水旱事宜，悉心體究。應行修舉者，即行修舉。如工程重大，應動用帑項者，即行奏聞。

如廣東廣州府、肇慶府的圍基，安徽的陂塘，等等，更不用說各項河工、水利了。

其後，更多更大的專案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方觀承治直隸永定、滹沱、白溝等河，奇材、雞距等泉；裘曰修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貫穿原委，俱有成效；胡寶瑔分疏河南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等等。

不管十八世紀直隸水利工程最終結果如何，它都構成了有關方面在“前現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計劃之大來說，恐怕只有二十世紀才能與之媲美。

這一時期，國家興辦的大工程專案還有，開礦、修築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興建官家園林（如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以及開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等。

與此相關的，還有許多“現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諭：各省郡縣州邑，皆有養濟院，以收養貧民。

五月庚戌，諭：聞吳下風俗，篤信師巫。病不求醫，惟勤禱賽。地方官亦當曲加訓誨，告以淫祀無福，嚴禁師巫，勿令蠱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諭令各省遵照徵收錢糧之天平法馬，制定畫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糧價呈報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蘇城舊有義學，皆系借設寺院，又無一定經費。現據紳士捐銀四千餘兩，建設七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