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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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家視角的觀點，這一類的努力還包括繪製地圖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國家建設（借用西方史的語言）的層面。＇4＇

政府角色問題：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還是二十年前，坊間尚很少類似的文字。在中國，不可“忘了”政府（國家），它始終是“第一位”的因素，這是我一直堅持的觀點。在十八世紀與當代之間反覆觀照的結果，使我發現，它們之間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強”與“收斂”，幾乎成為歷史的一條“主線”。它不但發生在當代：先是（透過革命）政府的強化達到一個“頂點”，然後（透過改革）開始“回落”，從新尋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還沒有“定位”）。類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發生過（如在糧政問題上，它的一“進”一“退”，都富有意義，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識到了這點，說：“舉身家衣食之切務，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濟之”？“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若概欲官為經理，勢必有所難行”）！可以說，中國當代改革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認清政府的應有作用和擺正政府的角色地位，——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

再者，如果說今日中國經濟的崛起，所依賴的既不是“經典資本主義”，也不是“典型社會主義”，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來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貫之，其主導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發揮特殊的主導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開始放權），政府作用這一條“主線”，僅此一條，即可幫助我們說明很多很多問題。

五、實學和經世之學從實際出發的政治及行政考慮（孔門所謂“政事”）面對人口壓力以經濟發展解決問題從墾政到農政的變化講求“六政”技術官僚群體及其專門之學從“內政”和“國計民生”出發 十八世紀經世學派：

所謂“十八世紀經世學派”，是我的一個“發明”，也遭到很多同仁反對。

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視的就是“考據學”了，其他幾無地位可言。為此，相對於孔門的“德行之科”（義理之學）、“言語之科”（辭章之學）、“文學之科”（考據、漢學），曾國藩特增“經濟之學”，即“政事之科”，為“儒學”（注意它不等同於理學、考據學）四要項，“缺一不可”。張之洞亦稱“理學家”外，尚有“經濟家”一名目，“其奏議公牘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問齋文鈔》及 《經世文編》中“（參見苗華國、餘芬論文）。

儒家《大學》八條目，雖說“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落實在“治國”、“平天下”之上。於此立定腳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圖建立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紀）“經世學派”的志向。

其實《皇朝經世文編》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紀的作品。“經世之學”不僅存在於十七世紀（勝朝遺老），及十九世紀（所謂改革派），也存在於十八世紀，不過內容有所不同罷了。為此，必須開闊眼界，看到國務官員一派人的思想作為（如曾國藩即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而不能像一般學術思想史研究一樣，侷限於那些民間士人（參見宋玥論文）。

對“六政”的處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國家頭一號技術專家，並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技術官僚。過去學界對他們和他們為處理國家政務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學術和專業知識，一直採取了輕視的態度。雖然它們不屬於“經學”的範圍，卻是傳統“儒家”必不可少的“學問”。

從經濟史轉入政治史：

“十八世紀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是我研究生畢業後自己選擇的第一個研究題目。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遞交北戴河第一屆清史討論會，同時送“發展組”。當時小組正準備下鄉調查（題目是“包產到戶以後”的政策走向），“帶頭大哥”決定將這篇文稿列印若干份，送中央書記處。多年後，據唐曉峰迴憶，岐山曾拿此文向他顯擺。最後終於形成為小書《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

這無意間擴大了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它把一項“經濟史”研究，帶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領域。也許正如錢穆所說：“經濟史必從全部文化著眼始能有大成就”。（參見我的部落格“清代經濟史論壇”及其分類說明，特別是有關墾政、農政、糧政部分）

六、乾隆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