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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還有的說是毛澤東壓根就沒有想讓權,用林彪其實是一著棋子,藉機打擊周恩來勢力,搞平衡,但傳的最多的就是在設不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林彪集團與毛澤東針鋒相對,還有就是“天才論”什麼的。
林彪是59年廬山會議以後上臺的,林彪並非時時處處都和毛澤東的認識完全一致,也非時時處處都耍了兩面派,他們的分歧有一個醞釀和發展的過程。
首先是文革剛開始時,5。16通知後不久,林彪發表了一個長篇講話,林彪在講話中,除繼續宣傳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外,還列舉了古今中外各種政變的例子,製造中央有人要搞反革命政變的恐怖,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政變經”。林彪說道:“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1960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六十一次政變,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八次,留當傀儡的七次,廢黜的十一次。這個統計是在迦納、印尼、敘利亞政變之前。六年中間,每年平均十一次。”隨後,他又列舉了中國歷史上十幾個朝代政變的例子,有兒子殺老子的,有兄弟相殘的。他說:“這些歷史上的反動政變,應該引起我們驚心動魄,高度警惕。。。。。。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在作這篇講話時,林彪沒有忘記讚頌毛澤東。他蒐羅了一些美好的詞句,宣揚毛澤東的天才和偉大。
林彪的這篇講話稿送到毛澤東面前後,毛澤東表示了某種程度的保留,“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林彪成為無可爭議的接班人後,據他的衛士長李文普說,林彪“曾幾次流露不想幹這種角色”。李文普是跟隨林彪多年、深得林彪信任的警衛,在私下的談話中,林彪沒有必要同他說假話。“不想幹這種角色”很可能是林彪的真實想法。林彪之所以“不想幹”,並不是說他沒有權力慾,沒有個人野心。或許在他看來,這種角色只不過是“附庸”和“陪襯”而已,毫無實際意義。就權力而言,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並沒有多少實權:他在黨內的職務是副主席,但黨權方面有毛澤東把關;他在政府的職務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但行政權力卻受周恩來制約;儘管他受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軍權卻被毛澤東牢牢控制。這樣看來,“接班人”只是名義上的東西,林彪實際上並沒有多少權力的迴旋餘地。難怪後來圍繞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葉群發牢騷說:“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嘛!”林彪鼓吹毛澤東是天才。毛澤東說:“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麼是天才?”從1965年“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到1969年黨的九大,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總的說來是融洽的,他們兩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認識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沒有公開發生過“頂牛”現象。
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變化。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兩人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了。毛澤東決定讓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報告,並說:這次報告不要事先寫出稿子,口頭講,然後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對外發表,就摘用記錄稿。林彪提出,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作正式報告,最好請中央文革小組給寫個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會那樣,他另作一個口頭報告。但對外發表,還是以中央正式透過的稿子為準。毛澤東同意了,決定由林彪負責,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組成起草小組。然而,在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中,陳伯達和張春橋、姚文元發生了分歧。陳伯達不願意和張、姚合作,自己關起門來單幹。張、姚則在康生、江青的支援下,另外起草了一個稿子。在討論張、姚的稿子時,陳伯達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陳伯達的意見其實是林彪的意見。陳伯達的意見激怒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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