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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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他們批評陳伯達按照林彪意見撰寫的報告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而毛澤東最終採用了張、姚的稿子，並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澤東還嚴厲指責陳伯達“腳踏兩隻船”，意思是陳伯達在他毛澤東和林彪之間搞政治投機。林彪當然也不肯輕易讓步，他對毛澤東肯定的政治報告根本不看，沒好氣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唸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會前說過這樣的話：“唸錯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也是林彪的獨創：“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為紀念十月革命勝利５０週年，１９６７年由陳伯達、姚文元執筆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一文，多處用“天才地”這一副詞。此文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可用”。可是，到１９６８年，情況有了變化。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九大黨章草案時，毛澤東兩次提出刪去草案中出現的三個副詞。當時有人報告毛澤東說這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透過的，新黨章不寫不好吧。毛澤東說，黨的代表大會有權修改以前的任何檔案。因此，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九大的政治報告和新黨章都沒有再用這三個副詞。１９７０年討論修改憲法時，為寫不寫這三個副詞，吳法憲和張春橋發生了尖銳衝突，吳法憲還拍了桌子。吳法憲將此情況報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援。吳法憲還得到了陳伯達的支援。然而，毛澤東卻是支援張春橋的。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毛澤東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關於不要用“頂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類語言的批示。毛澤東所不同意的這些語言，恰是林彪自鳴得意的創造。早在１９５９年９月至１０月，林彪就在全軍幹部會議上大講“頂峰論”，他說：“現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什麼？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思想的頂峰。”以後，林彪在多種場合反覆講，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１９６７年，毛澤東對林彪“發明”並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四個偉大”題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表示不滿。他在上海指著報紙上林彪題寫的“四個偉大”問身邊人：“誰封我四個官呀？”“什麼永遠健康，難道有不死的人嗎？”

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本是林彪得到信任，威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對待個人崇拜問題上，毛澤東的思想卻是變化的。他一方面說過要搞正確的個人崇拜，但同時，他又有多次不同意對自己過分吹捧。

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與林彪在外交、戰爭等問題上發生了根本性分歧。１９６９年珍寶島事件後，面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攻勢，毛澤東感到腹背受敵對中國不利，便考慮進行外交戰略的調整。他首先請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四位老帥研究國際戰略格局，向中央提出戰略性建議。四位老帥向中央提交的報告認為：在世界範圍內，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蘇美矛盾大於中蘇矛盾。蘇美矛盾比較集中在歐洲和中東，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四位老帥建議：應從戰略上利用蘇美矛盾，舉行中美高階會談，開啟中美關係。老帥們的建議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他接受了老帥們的建議，決定調整我國的外交戰略，採取了兩項決策：一是同意蘇聯總理柯西金同周恩來９月１１日在北京首都機場會晤，促成了１０月２０日開始的中蘇邊界談判，把中蘇關係從戰爭邊緣拉了回來；二是利用尼克松剛剛上臺的時機，先是在天安門上接見延安時期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後又開展乒乓外交，同意安排尼克松訪華，希望儘快開啟中美交往的大門。對於毛澤東的這兩項決策，林彪均持不同意見。他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要與蘇聯對抗到底。幾十年領導和指揮軍隊的經歷，使毛澤東對軍隊問題異常重視。九大期間，他特別指出：軍隊，我不相信就那麼太平無事。那麼太平嗎？太平只能太平一個時候。此後不久，有兩件事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第一件是林彪先斬後奏，向全軍釋出“緊急指示”，即“第一個號令”。“九一三”事件後，“第一個號令”被說成是林彪“揹著毛主席、黨中央，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的，“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或“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從“九一三”事件發生多年後陸續披露出來的材料看，“第一個號令”的釋出有著極其複雜的原因，上述說法未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