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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他們自己無法實行,口裡又不能直說來表達心情,所以用文章來表明自己的看法,認為以後一定能實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來表達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業;桓君山一類人的傳書,是素相的事業。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讀桓君山一類人的傳書,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圖。所以說:陳平分割祭肉,是當丞相的苗頭;孫叔敖疏通期思河,是當令尹跡象的顯現。觀看傳書裡的文章,有治理國家大事的道理,不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預兆。腳不強勁就走不遠,鋒刃不銳利就割不深。能連結篇章寫文著書,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傑出人物。
【原文】
39·7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1)。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2),不見大道體要(3),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
【註釋】
(1)學(學):疑“與(與)”字形近而誤。上文“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副稱”,正與“才與文相副”文義相符,可一證。《初學記》卷二一、《太平御覽》卷五八五引《論衡》文,均作“與”,可二證。
(2)核:通“荄(gāi該)”,草根。根核:這裡指文章的內容。
(3)要:同“腰”。體要:人體的重要部位,這裡指綱要、要領。大道體要:這裡指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
【譯文】
有人說:“寫書的人,看得多聽得多,熟悉學問,就能類推寫出文章來。文章是由見聞寫出來的,不一定真實才能與文章相符合。寄膚淺的見解於漂亮的文辭,沒有深刻的內容,見不到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所以很少有建立功業的人。國家安危的關頭,文人都不能參與其事,沒有建立功績的作用,只有動筆寫文章的效果。
【原文】
39·8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扎為文(1),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2),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3),起城中之議(4);《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5)。陸賈消呂氏之謀(6),與《新語》同一意(7);桓君山易晁錯之策(8),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9),唐林之宜言(10),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11),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12),燕將自殺;鄒陽上疏(13),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
【註釋】
(1)扎:同“札”,古代用來書寫的木片。這裡指資料。
(2)虞卿:戰國時人,曾遊說趙孝成王,聯齊、魏抗秦,被採用,拜上卿。由於食邑在“虞”,所以被稱為“虞卿”。著有《虞氏春秋》,已佚。
(3)退作《春秋》之思:句難通。根據文意並參照《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疑應作“退作《虞氏春秋》。《春秋》之思”。退作《虞氏春秋》:《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記載,虞卿為救朋友魏齊,放棄趙國相位,去魏國都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不得志而著《虞氏春秋》。《春秋》:指《虞氏春秋》。
(4)起:遞修本作“趙”,可從。趙城中之議:虞卿是在趙國都城邯鄲給趙王出謀畫策,所以王充稱這些建議為“趙城中之議”。
(5)堂:這裡指君主議政的地方。秦堂上之計:指商鞅在秦國的堂上向秦孝公提出的改革建議。
(6)陸賈消呂氏之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劉邦死後,惠帝即位,政權卻落在呂后手裡。惠帝、呂后相繼死去,呂后的親戚呂祿、呂產起兵作亂。陸賈建議丞相陳平聯合太尉周勃維護政權,最後消滅了呂祿等,迎立了漢文帝劉恆。
(7)《新語》:陸賈著,上下兩卷,共十二篇,主要論述秦亡漢興及其他朝代國家興亡的原因。劉邦號為“新語”。
(8)晁錯(公元前200~前154年):穎川(今河南省禹縣)人。西漢政論家。文帝時,任太常掌故,號“智囊”。景帝時,任御史大夫。他堅持“重本抑末”政策,並主張納粟受爵,又建議募民充實塞下,積極防禦匈奴入侵,以及逐步削奪諸侯王國的封地,以鞏固中央集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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