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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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主義”到底是誰提出來的？（7）

前文已述，張學良多次否認“不抵抗命令”和蔣的關係。上述談話中，唐德剛雖然特別引述《銑電》的關鍵詞語以提醒張，但張學良仍然堅決否認。這種情況，似非老年記憶衰退可以解釋。據此，《銑電》又似乎從來不曾存在過。前幾年，曾有人在書中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的展櫃中藏有《銑電》原件，經筆者電詢該書作者，該書作者自承：“此書不足為據。”參見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頁。

9月6日，張學良曾有《魚電》致臧式毅與榮臻等人，電稱：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張學良。魚。子。秘印。《張學良文集》，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頁。後來洪鍅、趙鎮藩回憶的《銑電》也許是《魚電》的誤記？

張學良在接受張之宇姊妹訪問時，曾談過他下達《魚電》的想法：我已經得到了情報，日本要挑釁。（所以下了）不抵抗主義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醫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記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給東北（軍下命令），日本來挑釁，我們不要跟他抵抗，……他要來挑釁，我們要躲避……沒有想到大規模的……這種大的來啦，惹得國際的問題，世界的問題都來了。張之宇、張之丙：《張學良口述歷史》。顯然，張學良所說“在醫院下的命令”，當即上述9月6日給臧、榮二人的《魚電》。

兩國交戰是大事，不輕啟戰端，慎重、冷靜地處理日方的挑釁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靜不等於完全放棄有理、有節的抵抗。以忍讓求息事，完全放棄抵抗，將會助長敵人的氣焰與野心。《魚電》雖然針對小規模衝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項錯誤的決策。

不僅如此，張學良後來還在《魚電》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向前發展了，這就是要求有關部隊收繳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上午10時，張學良接受天津《大公報》記者訪問時坦言：“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昨晚（即18日晚）10時許，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營，開槍相擊。我軍本未武裝，自無抵抗，當被擊斃三人。”既然中國軍人手無寸鐵，自然只能“盡任日軍所為”了。

【七】南京國民政府的對策說明它預設並且贊同張學良的處理方針

辨明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不抵抗命令”出於張學良，並不能減輕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責任。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力圖訴諸悲情，證明曲在日方，“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條溝路軌之理”。其辦法是訴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東北幹部會議，作出的決定就是“一切聽各國裁判”。在隨後召開的東北外交委員會上，顧維鈞提出，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抗議，請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顧維鈞*》（1），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14頁。張學良和會議參加者都同意。其後，南京國民政府採納的就是顧維鈞的方案。

蔣介石從上海方面得到瀋陽發生事變的訊息後，立即致電張學良，要張向外宣傳時“力闢”日方散佈的侵略藉口——東北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無一語談及軍事準備與軍事鬥爭。《中日關係史料》，第1頁。9月21日，蔣介石回到南京，在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提出：“先行提出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以此時惟有訴諸公理也。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於相當程度，乃出以自衛之行動。”《*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第281頁。2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要求張迅令青島海軍集合塘沽，以防“與日艦發生萬一之意外”。《中日關係史料》，第12頁。此後，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於國際聯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不曾指示張學良和東北軍抵抗。這就說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在事實上預設和肯定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

“不抵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