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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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誰提出來的？（8）

當然，揭穿日方謊言是必要的，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援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沒有下達任何一個軍事準備與抵抗的指示，卻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當時就提出：“當時當地軍隊若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啟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後代兒孫之榜樣。”《戴傳賢、朱培德電蔣中正，中央決請主席回京》，《中日關係史料》，第2頁。邵元衝在參加中央黨部的緊急會議也認為：“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並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之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邵元衝日記》，1931年9月1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75頁。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預設並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和張學良一樣，也在於“恐日”，過高地估計了日本的軍事實力。1932年1月12日，蔣介石下野還鄉，在奉化武嶺學校演講時說：“中國國防力薄弱”，海陸空軍不足，一旦給日本提供“絕交宣戰”的口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第317頁。應該說，這段話道出了蔣介石的思想癥結。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預設並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還在於“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當時，蔣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滅在江西等地不斷發展的*和紅軍的力量，自然，對外必然採取息事寧人的對策。9月20日，國民黨中央訓令各級黨部“喚起全國國民，努力救國”，但是，其第一條卻居然強調：“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剷除。”《*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第279頁。

九一八之後，日本進一步企圖在華東地區挑釁。10月6日，日艦大舉來滬，蔣介石指示上海市長張群說：“日本軍隊如果至華界挑釁，我軍警應預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中日關係史料》，第21頁。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閘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這就較“不抵抗主義”向前進了一步了。

附記

此文寫成，承臺北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賜告，蔣介石《事略稿本》1928年5月11日記載：“上午辰刻，電馮玉祥雲：已與譚、吳諸公商決，正如兄意，對日暫取不抵抗主義，各部仍以積極北伐為原則，已分頭進行矣。”此電可證，馮玉祥當時亦是“不抵抗主義”的創意者之一。關於此，當另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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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1）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提出了“持久戰”思想。有一種說法，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是*，特別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文直接影響的結果。其實，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有其自身發生、發展的過程，相關說法並不正確。考諸史實，國民黨有意識地吸取*的“持久戰”思想，主要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初，可惜好景不長，未能長期延續。

【一】程思遠回憶錯誤

國民黨人“持久戰”思想中有兩句關鍵的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有人稱之為“十二字方針”。關於這兩句話，程思遠回憶說：“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援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為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指導思想。”程思遠：《我的回憶》，華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頁，這就是說，這“十二字方針”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啟發下提出的，因此，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和毛澤東密切相關。由於白崇禧當時是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著名的軍事家，程思遠又長期追隨桂系，熟悉桂系內情，所以歷史學家們對程思遠的這段回憶均深信不疑，競相引用，成了*“持久戰”思想影響了國民黨的鐵證。連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權威著作《毛澤東傳》都加以引用，並評論說：“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不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