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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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了地方武裝；並在根據地各縣境內大力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集給養和經費。紅一方面軍還總結第一次反“圍剿”的作戰經驗，開展有針對性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這些部署，為打破新的“圍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第一次大規模“圍剿”的失敗，使蔣介石感到震驚。二月初，他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南昌行營主任，統一指揮湘、鄂、贛、閩四省“圍剿”部隊。四月初，調集十八個師另三個旅共二十萬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時，鑑於第一次慘敗的教訓，在作戰方式上也有很大變化，“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以“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為作戰方針，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構成東西八百里的弧形戰線，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步步推進。“他們在這一大包圍的佈置之下，行動上是非常穩重的，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特別的防備冒進深入，被我們各個擊破，他們每日進展只五里、十里或廿裡。並且在大隊前進的先一日必用幾營或一團去遊擊一次，偵察詳細後才進，並且到達了一個地方，即馬上建築強固的工事，並召回地主豪紳組織善後委員會組織民團，這是敵人對二次戰爭的策略與佈置。”⑧

依據“圍剿”軍的前進態勢，三月下旬，毛澤東、朱德釋出紅一方面軍脫離同敵軍接觸、南移整訓和籌款的命令，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三萬多人從根據地北部邊緣後撤到廣昌、寧都、瑞金一帶。毛澤東隨方面軍總部移駐寧都縣的青塘。

這時，蘇區的領導機構已有了變化。一月十五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寧都小布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項英任代理書記，毛澤東、朱德、曾山為委員；併成立以項英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毛澤東擔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時撤銷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項英當時雖然是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但由於他剛從上海來此不久，又不大懂得軍事指揮，缺乏對敵作戰經驗，所以，在當時作戰指揮上，毛澤東仍然能夠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項英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會上，有人認為敵軍有二十萬人，紅軍只有三萬多人，雙方力量懸殊，主張紅一方面軍撤離根據地，另尋出路；毛澤東堅決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憑藉根據地內的有利條件，一定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這次討論沒有取得結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作出決定。

四月上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隨後轉到寧都青塘，參加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工作。十七日，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繼續在青塘舉行。會議聽取了中央代表團傳達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在所作的決議中基本肯定了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的工作，認為：在汀州會議以前，四軍前委“路線是一般正確的，是執行中國黨六次大會的正確路線的”，“堅決的執行土地革命來爭取群眾”，“貢獻了土地問題許多寶貴的經驗”；對紅軍建設有了正確的瞭解，“建立了紅軍的整個制度，如建立黨的領導，建立政治委員制度，建立士兵委員會，建立軍需制度和籌款路線，特別是建立做群眾工作的路線等”。同時又認為，前委“採取了冒險路線，去向大城市冒進”等。⑩

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壓境的情況下，最緊迫的問題還是要確定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會上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蘇區中央局代書記項英等許多人仍認為，敵我力量懸殊，敵軍的嚴密包圍難以打破，並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為著保全紅軍實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那句話，主張將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去。還有些人主張“分兵退敵”，認為這樣做“一則可以使敵人包圍落空，一則目標轉移，可以退敵”。毛澤東反對這兩種主張，繼續堅持依託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就地誘敵深入，依靠根據地內的軍民來擊破敵軍的“圍剿”，併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敵，反而會給紅軍帶來更大的困難。他的意見只得到朱德、譚震林等人支援，在會上處於少數地位。因此，他便提議擴大會議範圍，來討論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方針問題。這個提議被接受了。第一方面軍參謀長朱雲卿走出會場時擔心地說：“大敵當前，中央局這樣不統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擴大會議的參加者，除中央局成員外，包括各軍的軍長、政委，有時還有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紅軍打破國民黨軍隊這次“圍剿”的條件比第一次反“圍剿”還要好，勝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