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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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線辦事，那就保障不了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切事情都得聽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所謂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的存在；同時也區別不開誰是統一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誰是消極抗日的右派，誰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些原則問題，在王明路線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體問題。”（22）所以，有些人雖在會上作了口頭的“自我批評”，在實際工作中並沒有真正去貫徹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會議在組織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長江中央局赴武漢領導南方黨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赴武漢同國民黨談判；由劉少奇、楊尚昆負責北方局，朱德、彭德懷負責北方軍政委員會，加強對華北游擊戰爭的領導。

會議還決定，中央負責處理各類來往電報的分工如下：黨的工作由張聞天處理；軍事問題由毛澤東處理；統一戰線工作由王明處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這項工作由張聞天負責。為準備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成立籌備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書記為王明。秘書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五人組成。（23）

十二月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多次致電各抗日根據地的首長，要求各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同各友軍和地方士紳搞好關係，“減少磨擦，團結對敵”（24）。他強調：“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始終是我們的中心與方針。”（25）同時，他也繼續注意糾正右的偏向，親自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和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起草佈告，揭露國民黨頑固分子破壞陝甘寧邊區人民利益、破壞統一戰線的活動，糾正了一部分幹部對這種破壞活動的退讓遷就，使各根據地的統一戰線工作得到比較健康的發展。

王明在十二月會議結束後前往武漢，是因為蔣介石想了解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態度而特地邀請他去的。那時，蔣介石和國民黨黨政軍機關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勢危急的情況下已先後遷到武漢。中共中央原來要王明見過蔣介石後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離開莫斯科時就已把國民黨看得比共產黨更重要，把武漢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漢後就留了下來，把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合併，由他擔任長江局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他繼續以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眾》週刊第四期上發表由他起草而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同期並發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時局的關鍵》。他還到武漢大學等處作講演，繼續鼓吹他的錯誤主張。

這時，國民黨中右翼勢力的反共活動日見抬頭。一九三八年一月，國民黨復興社頭目康澤、劉健群在兩黨關係委員會上公然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攻擊八路軍在華北是“遊而不擊”。國民黨軍方機關報《掃蕩報》和《血路》、《民意》、《抗戰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謂“一黨運動”。二月十日，《新華日報》發表王明起草的《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對國民黨這些言論提出批評。這種批評是必要的，但王明並不經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義發表公開談話，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這以前不久，國民黨還指使幾十名暴徒搗毀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營業部和印刷廠。這些事件，對中國共產黨內正確認識國民黨的本質是一次現實的教育。

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這些倒行逆施，周恩來在二月十日會見了蔣介石。蔣介石不得不表示：“對主義、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對各黨派並無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願溶成一體”；“對《掃蕩報》言論，認為不能代表黨（引者注：指國民黨）及他個人”；“對政治部副部長仍要周做”。（26）以後，國民政府聘請毛澤東、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七人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國共產黨人的反擊，使蔣介石不得不承認“中共厲害，他的人愚蠢”（27）。

鑑於時局中出現的新情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長江局的建議，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以後被稱為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政治報告。在報告中，由於國民黨進行的“一個黨的運動”，他承認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在詞句上是太讓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