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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認為“國民黨現在提出只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統一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關於統一軍隊問題須在黨內外進行教育。”還進一步提出“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28)。
毛澤東在第二天發言,一開始便說:“我只講軍事問題,先說戰爭的長期性。”他指出:“中國抗戰最後是必然勝利的,但必須經過許多困難。”“我認為過去中國抗戰沒有大踏步的進退,只是硬拼,這是錯誤的。只是死守一處,結果還會失守。”“正規軍分為作戰兵團與守備兵團。過去共產黨組織赤衛隊及游擊隊有豐富經驗,要告訴全國來學習。”“戰爭的具體形勢,內線外線的作戰是互相交錯的,日本包圍我們,我們在戰役上也包圍日本。”他說:“我同意要爭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強調自力更生。”關於國共關係問題,毛澤東認為,為爭取國民黨繼續抗戰,合作形式將來可採用民族聯盟或共產黨員重新加入國民黨,但是要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關於召開七大,毛澤東認為“須看戰爭的形勢來決定”。他在發言中還提出要“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只有大黨才能提拔大批幹部”。(29)
張聞天在會上說:“歷史決定了國共需要合作,兩黨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是有經驗的,目前需要兩黨合作,但又怕我們發展。今天要利用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產黨與民眾的力量。目前階級鬥爭的形式更復雜了。我們要看到與國民黨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們的任務是要引導國民黨進步。與國民黨吵一下是難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們無論何時不要忘記要與國民黨合作,但必須時時有戒心。”“我們一方面要保證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共產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30)
毛澤東在會上還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但一心只看重國民黨力量的王明執意要重返武漢。三月一日,政治局會議正式透過決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即回來(如估計武漢、西安交通有斷絕之時則提前)。”但王明連這個決議也不理睬,去武漢後一直到六中全會召開時才回延安。在武漢,他又自行寫了《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在《群眾》週刊上,發表。
為什麼在堅持抗日、堅持統一戰線的共同主張下,毛澤東、王明之間會產生這麼尖銳的分歧?王明為什麼一直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堅持他那些錯誤主張?毛澤東後來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31)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評論。王明考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不要得罪國民黨,求得他們不脫離抗日陣營,以免蘇聯遭受兩面作戰的危險;至於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卻不是或很少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其實,放棄鬥爭,一味退讓,不僅不利於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國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這時,又發生張國燾叛逃事件。四月四日,當時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張國燾借到陝西中部縣參加祭黃帝陵的機會,私自逃離,在國民黨方面庇護下經西安到達武漢。十二日,毛澤東等致電張國燾:“希早日歸來,不勝祈盼”。(32)張國燾不聽勸導,在四月十七日以書面形式宣告脫離共產黨,公開投靠國民黨。十八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張國燾黨籍。毛澤東要求全黨把這件事作為教訓:“每個共產黨員應該不像他那樣,半途放下旗子,要堅定政治方向,犧牲一切而奮鬥到底,反對開小差。”(33)
三月會議結束後,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蘇聯。由於共產國際長期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缺乏瞭解,任弼時這次擔當的任務是十分重要的。他不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並且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詳細的口頭報告。他詳細介紹了抗戰以來中國國內的變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狀況、黨的狀況以及八路軍的作戰情況,包括國共合作以來的特點、困難和阻礙。他還單獨向季米特洛夫作了報告。這些生動具體的報告,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了較多的瞭解,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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