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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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中央宣傳部裡去了”。他還說到過，有一本雜文集，其實是《二心集》，全書38篇，被刪22篇，故名《拾零集》，由中央刪剩，應當准許發賣的了，但運到杭州去卻仍被沒收，理由是：“這裡特別禁止”。《集外集》也被刪去10篇，後來編入《集外集拾遺》出版。被禁止出版的還有《門外文談》，編譯的《豎琴》、《一天的工作》，以及雜文集《準風月談》也遭到查禁，主編的《譯文》則被抽去稿件。到了後來，甚至於扣留原稿，而且這種情況接連發生。1933年，那時還未曾成立特別的審查機構，魯迅即已意識到出版界的危機，說：“風暴正不知何時過去，現在是有加無已，那目的在封鎖一切刊物，給我們沒有投稿的地方。我尤為眾矢之的，《申報》上已經不能登載了，而別人的作品，也被疑為我的化名之作，反對者往往對我加以攻擊，各雜誌是戰戰兢兢……即使不被傷害，也不會有活氣的。”1934年，他這樣描述所受的“風暴”的破壞：“中國的事情，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從明年起，我想不再在期刊上投稿了……大約凡是主張改革的文章，現在幾乎不能發表，甚至還帶累刊物。所以在報上，我已經沒有發表的地方……黑暗之極，無理可說，我自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無論個人，還是整個出版界，都是每況愈下。至1935年，又說：“他們的嘴就是法律，無理可說。所以，凡是較進步的期刊，較有骨氣的編輯，都非常困苦。今年恐怕要更壞，一切刊物，除胡說八道的官辦東西和幫閒湊趣的‘文學’雜誌而外，較好都要壓迫得奄奄無生氣的。”越一年，又說：“官老爺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內容”；“權力者的砍殺我，確是費盡心力，而且他們有叭兒狗，所以比北洋軍閥更周密，更厲害。”加以“內戰”加劇，這時，他幾乎整個地為黑暗所吞噬了，惟餘精神的不屈不折的一道幽光。

3。“可憐的作品”代表了“可憐…

當年寫《這樣的戰士》時，他是那般神氣：戰士只須舉起投槍，脫手一擲，一切頹然倒地。其實，壓迫從四面襲來，倒是比他預想的要險惡得多。好在畢竟是戰士，對中國這“老社會”看得深透，而有著“韌戰”的準備。就在這連發表作品的權利也遭到剝奪的境地裡，他的文章不但不見減少，反而數倍於前，所以對於“周揚之流”不顧事實而責以“不做事”是十分反感的。而且，後期的文章也更鋒利，更老練，更見那種“帶著枷鎖的跳舞”的獨異風格。

《申報》副刊《自由談》主編黎烈文約稿，他明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不過是一句反話，因此決不想到這上面馳騁，但是還是寫了，雖然並不確知可否登載的命運。他致信黎烈文，幽默而堅定地表示說：“原想嬉皮笑臉，而仍劍拔弩張，倘不洗心，殊難革面，真是嗚呼噫嘻，如何是好。換一筆名，圖掩人目，恐亦無補。”後來，張梓年代替了黎烈文而主持《自由談》，再向他約稿，他作詩答道：“何來酪果供千佛，難得蓮花似六郎。”他說他製作不了甘美的作品，做不成“蓮花六郎”那樣的漂亮人物。這種反抗的態度，在他那裡是始終不會改變的。斯賓諾莎曾經說：“強制言論一致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統治者們越是設法削減言論自由，人們越是頑強地抵抗他們。”魯迅就是這種抵抗的代表。所以，要說魯迅，就首先要說到反抗精神，說到“骨氣”；而這，無論如何要使統治者感到頭疼的。

然而，文網遍於國中，魯迅不能不找尋“鑽網”的法子。事實證明，他是世界上一流的遊擊專家。首先是使用筆名。他一生共使用筆名140多個，僅1932年到1936年四年間就多達80多個。一個作家筆名之多，在世界文學史上，恐怕也是首屈一指的。有的筆名很有深意，如“洛文”，就是黨棍贈他的“墮落文人”的諧音的縮寫；“越客”有復仇之意；“何家幹”更妙，模仿檢查官口氣，頗帶角逐的懸念。筆名的使用，與正文往往有著有機的聯絡，增強了文章的內在張力。官方檢查機關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寫什麼”上面，魯迅則避其鋒，更多在“怎麼寫”方面用力，迂迴逼近目標。一道固定的題目就可以限制作家的麼？《自由談》迫於形勢，曾經刊出“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魯迅便說：“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但是，“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不也是涉及風月的一聯古詩麼？可見任何材料，都可以作為思想的載體，封鎖不住的。就拿自己做的雜感來說，他談歷史，談文化，談典故，談洋人，題材似乎距離中國現實十萬八千里，其實無一不息息相關。在文風方面，比起《熱風》時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