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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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類以摧殘為事業的“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官派檢查員”，魯迅是十分痛恨的。這類傢伙，大抵是文界的敗類，在他們為官方所利用，做定了檢查官之後，仍然會與舊日的“文探”、“文痞”、“文氓”相勾結，所謂文壇上的事件，往往緣此而來。正如魯迅總結的那樣：“獻檢查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是發表在英文月刊《現代中國》上的一篇暴露較為全面的文章，其中寫道：“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誌檢查處，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糊塗，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塗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於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但也有別樣的檢查員，魯迅在信中寫到：“聽說，檢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電燙髮的小姐，則我輩之倒運可想矣。”對於“正握著塗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者”，魯迅在書信中多次勾畫他們的嘴臉。如1934年8月31日致姚克：“出版界也真難，別國的檢查是刪去，這裡卻是給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這才改行做官的，現在他卻來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同年11月28日致劉煒明：“現在當局的做事，只有壓迫，破壞，他們那裡還想到將來。在文學方面，被壓迫的那裡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沒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進步性的，也均被刪削摧殘，大抵辦不下去。這種殘酷的辦法，一面固然出於當局的意識，一面也因檢查官的報私仇，因為有些想做‘文學家’而不成的人們，現在有許多是做了秘密的檢查官了，他們恨不得將他們的敵手一網打盡。”1935年2月4日致楊霽雲：“禁止，則禁止耳，但此輩竟連這一點骨氣也沒有，事實上還是刪改，而自己竟不肯負刪改的責任，要算是作者或編輯改的。”兇險，陰暗，虛弱，主子和奴才是一樣的德性。早在1931年，魯迅便著文指出，統治者“一面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佈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處以死刑，至今並未宣佈。”然而，他向世界宣佈說：“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有了。”

在揭露和抨擊國民黨的惡辣的文化政策的時候，魯迅常常“算舊賬”，“刨祖墳”，把古今的反動力量勾連到一起。如《買〈小學大全〉記》、《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諸篇，就是專門剖析明清文字獄檔的。他要讓青年讀者明白，中國的統治者及士大夫文人，是歷來如此的。他們透過文化上的結盟，掩蓋歷史，肆意塗改和偽造歷史，欽定經典，垂範將來。結果呢？他指出：“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明曾以黨獄替滿清箝口。”種種的“治心”“箝口”法，都一例無改於改朝換代的結局，那就是專制統治的覆亡。

以魯迅這樣的反抗政府的有影響的人物，必然最先感受到出版界的這種壓力。他說：“經驗使我知道，我在受著武力征伐的時候，是同時一定要得到文力的征伐的。”所謂“武力征伐”，指的是通緝、恫嚇、不得已的隱匿與逃亡；而“文力征伐”，除了眾多“覆面的英雄”的各種造謠攻擊之外，就是整個的出版審查制度的壓迫。而且是愈到了後來，壓迫則愈甚。什麼“自由”與“人權”，是隻有失去它的人才能體會到它的實質的，所以，他決不會花費口舌，與直接或間接掌握他的自由與人權者去討論這類問題。

1932年12月26日致信張冰醒說：“現在行止頗不自由，也不很做文章，即做，也很難發表”；到次年底，致信山本初枝時，則說是：“我的全部作品，不論新舊，全在禁止之列。當局的仁政，似乎要餓死我了事。”後來不在日報上投稿，只應付雜誌約稿，而且為此不得不做得更“含糊”，更“晦澀”，更“吞吞吐吐”，結果還是不行。例如像他自己說的，有一篇短文，“是講舊戲裡的打臉的，毫無別種意思，但也被禁止了”。《病後雜談》的被刪，是他多次提到過的，“被檢查官刪去四分之三，只存開首一千餘字”，即“只剩了一個頭”。《病後雜談之餘》，也都是刪之又刪的。還有《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發表時被刪掉了後半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篇中，凡是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即被刪除。《臉譜臆測》不準發表；《阿金》則“不但不準登載，聽說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