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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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接著，便直接引出胡適先後為“宣統皇帝”和蔣介石召見二事，還特意把胡適怎樣稱呼——“我叫他皇上”，或“我稱他主席”——放大出來，暗示一種關係，傳神地勾畫了胡適一流為當局設想，和樂於為當局所利用的奴才心態。文章有一個容易被忽略，其實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說到主權討論“大局”問題時，作者插話道：“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第一個“麻煩”，要說的是中國的獨裁專制政體與英美民主政體相去甚遠，而胡適一流學者不忘把外國的一套法規搬來，其實根本是不合適的。第二個“麻煩”是指胡適們要求政府修正“知難行易”一說，“充分請教專家”，實現“專家政治”，實際上意在參政。所以，文章引了羅隆基的話，說是“根本改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既然政見可以犧牲，還爭什麼政治呢？直到1933年4月，魯迅還寫了一篇很鋒銳的文章，就是《言論自由的界限》。文章從《紅樓夢》說起，說在賈府這個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著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結果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文章指出，“新月社諸君子”因“人權運動”而不幸有了和焦大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於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嘗有絲毫不利於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髒，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餘之中情兮’，來了一嘴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誌也遭殃。”但接著說到後來的轉機：“現在好了，吐出馬糞，換塞甜頭，有的顧問，有的教授，有的秘書，有的大學院長，言論自由，《新月》也滿是所謂‘為文藝的文藝’了。”畢竟是奴才，他們所要的東西，最後都從主人那裡得到了。主奴世界就這樣一直延續下來，對此，作者諷刺道：“文人學士究竟比不識字的奴才聰明，黨國究竟比賈府高明，現在究竟比乾隆時候光明：三明主義。”明顯地，“三明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另一種調侃的讀法。那麼，作為基本人權之一的言論自由是什麼呢？作者代為解釋說，“現在的言論自由，只以能夠表示主人的寬宏大度的說些‘老爺，你的衣服……’為限”；倘若“還想說開去”，就是對“言論自由”的“誤解”，因為“世界上沒有這許多甜頭”。魯迅攻擊的最終目標，仍然在“黨國”和政府，所以臨末還補充說道：“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厲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論自由的明令，也千萬大意不得。”也就是說，如此政府是沒有任何理性可言的，奴才所以遭災的原因便出在這裡。作者用諧謔的語調肯定這個結論，說：“這我是親眼見過幾回的，非‘賣老’也，不自覺其做奴才之君子，常想一想而垂鑑焉。”

一年後作《隔膜》，說的還是像新月社諸君子一樣的“不自覺其做奴才之君子”，但是那結局是無法比擬的。清朝乾隆年間，山西生員馮起炎，聞知乾隆皇帝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意圖呈進，結果在路上徘徊時，先以“形跡可疑”被捕，後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這樣的慘案很不少，倘問來由，都只因為“隔膜”。這是魯迅從中國知識分子歷史中的一大發現，但是這個發現，卻並不為後來的知識者所重視。對於權力者與知識者，魯迅是從政治格局所規定的控制與被控制的角色進行闡釋的。他說：“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庖’，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糊塗。”魯迅要指出的是，要說人權，就要明白這是一個不把人當人的“黨國”；要說言論自由，也就必須明白，在一個嚴格區分了主奴的國度裡，言論是有界限的。倘問，我們要不要自由和人權呢？魯迅的結論當然是一定要的。在答中學生雜誌社問時，他說得很明確：“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對黨國的奴隸而言，言論自由的權利是最基本的，而爭取的態度也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