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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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監督。”他以明末周櫟園著的《櫟園書影》中的鸚鵡自況，說是當此“大火”的時候，“實在不忍袖手旁觀”；又說，“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點譴責而已。”

當時，即有讀者致信胡適，說，“《人權論集》不但不是要加害於黨國的宣傳品，依我看，倒能幫助黨國根基的永固”。正因為有了這種向黨國效忠的立場，所以，胡適的論人權的文章能得到包括蔡元培在內的一批開明的黨內###的讚賞，能為汪精衛等改組派所利用。在胡適本人，也是樂於做“思想上的諸葛亮”，為政治人物所利用的。就在組織“平社”的時候，他一面同來華的英美政治家商討“中國問題”，一面為財政部長宋子文設計政治改革方案。他慫恿宋子文出面領導政治，甚至代宋子文起草辭職電報，積極充當智囊角色。所以，他最後能為蔣介石所羅致，成為“廷臣”，不是偶然的。他向宋子文說：“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臺上，只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他在日記中總結道：“近來與人談政治，常說：民國十一年，我們發表一個政治主張，要一個‘好政府’。現在——民國十九年，——如果我再發表一個政治主張，我願意再讓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個政府。”

2。魯迅與新月派的論戰

對於英美派文人學者，魯迅一直是有看法的。現代評論派曾經是他在北京時期的死敵，他們與新月派雖然掛的是兩塊招牌，其實是一彪人馬，而且都是認同胡適為精神領袖的。新月派關於“人權”言論引發的風波，在魯迅這位旁觀者的眼中，不過是主人與奴才之間的一場誤會，一場無謂的吵鬧而已。在當時的知識界，還沒有第二個人有過如此獨到的、深入的、準確的觀察，足見中國的知識者整體是怎樣的一種奴態，從經驗到理性，是怎樣的貧弱，而又互相脫節。

從1929年到1933年，魯迅針對新月社批評家以及所謂的“人權運動”，陸續發表過幾篇文章，以雜感式的輕蔑的語言，對專制統治者和試圖賣身投靠的知識分子敗類進行了嘲笑和批判。他的第一篇近於表態的文章是《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文章指這批批評家在“人權運動”的小鬧劇中，扮演的惟是“劊子手和皀隸”的角色；他們殺掉“殺人犯”，遵大老爺之命“打鬥毆犯人的屁股”，這類打人和殺人的行為都是正當的，合法的。文章說，這些批評家也是不滿於現狀者，一是不滿於“現在竟有不滿現狀者”的現狀；本意幫忙主子“維持治安”，卻為“別一種治安法”所不許，於是不免對現狀生出又一種不滿來。在針對梁實秋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最後特意提及新月社群體，指出：“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他說：“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於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新顯現的反應，卻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先引對方的黨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於滅亡：是一番替對方設想的警告。”接著，用小說家的手法總結道：“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只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梁實秋發表文章說，現在“有真識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諷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這類要所謂“建設性意見”的“積極”的“立”的學者，實在遠不只新月派一流。到底哪一個“藥方”，哪一種主義更好一點呢？魯迅發表《“好政府主義”》回應說，“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從胡適到梁實秋們所奉行的“好政府主義”，其實就是“咬住牙關”的主義，並沒有信仰的內容，等於藥方上開的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字樣，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所以是“好藥料主義”。

《知難行難》一篇，好像是魯迅的第一篇也是最集中的一篇對付胡適的文章。文章一開始就把話題定在知識者與權力者的關係上面，也就是說，魯迅要把問題引向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奴性上面，實質性的方面。他說：“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黴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