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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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魯迅對人權問題的態度，與這些西方資產階級的人權理論有如此的一致，尤其突出地表現在關注個人權利和革命問題上。革命這東西，並不是無產階級的發明，而是人類自身的基本權利，其實說到底是“生存權”。如果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化就是西方化，那麼魯迅是真正的西方主義者，而胡適一流，倒是帶有很濃厚的東方色彩，因為他們只承認政府和權威，而不是人民的權利，他們把“人權”圍進政府的用法律的柵欄保護起來的後院裡，然後進行研究和討論。五四運動在歷史上所作的一個根本性倒轉，是國家、君主的權威地位為個人所取代，而到了1927年之後，情勢又顛倒過來，黨國和領袖建立起新的權威，迫使個人服從。魯迅對人權的闡釋，是要回到人權的初始狀態，回到五四自由解放的起點上；胡適一流則是要在“新秩序”的基礎上加以改善，強調“法治”的意義。但是，我們知道，沒有天賦的個人權利做基礎的憲法都是可疑的憲法；凡是人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國家權力無法獲得分立、監督和制約的一元化社會，都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憲政體制。要確保民主憲政的實質意義，只好結束“###”的絕對狀態，不容許任何集團或個人，高出於法律之上。

梭羅說：“我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公民。”作為一個廢奴主義者，宣稱“公民不服從”的人，梭羅認為，培植對法律的尊敬，沒有比培植對權利的尊敬更要緊。其實，權利大於法律，可以說是所有廢奴主義者的一致的觀念。在奴隸制仍然屬於天經地義的情況下，他們不能不離開實在法而訴諸“更高的法律”——人類的良心。在這一點上，魯迅與廢奴主義者有相同的地方，都致力於奴隸的解放，只是魯迅也把自己看作“奴隸”而已。“今天，一個人應當如何對待美國政府呢？”梭羅說，“我的回答是，他不能問心無愧地與它聯絡在一起。我一刻也不能承認那一政治組織就是我的政府，因為它同時也是奴隸們的政府。”關於“奴隸”這一概念的本質，斯賓塞把它定義為“被其他人佔據的人”。他的主人是誰，是單個人還是一個社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奴役本身。魯迅深感自己的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是被剝奪的，他把自己置於眾多被奴役被損害的人們之中，所以，在黨國之下，他始終不把自己看作“公民”；在左聯內部，他也不把自己看作“同志”，而一例地自稱為“奴隸”。胡適則把自己稱為“過河卒子”，政府的“諍友”和“諍臣”，這些語詞的對比是黑白鮮明的。他們都有著各自的邊界，而且一直努力維持這邊界使之不致融合，但是彼此的衝突畢竟無法避免。衝突理論的創立者，著名社會學家齊美爾在說到衝突的積極意義時指出，一個成員與另一個同夥的對立並不是純粹消極的。他說：“如果我們甚至連反抗暴政、專制及個人難以忍受的事物的力量都沒有，我們就無法與那些其特點使我們深受其害的人建立關係。我們就會感到應該採取一種充滿風險的步驟，也許這實際上並沒有造成‘衝突’，但關係將告結束。這不僅因為不反抗和無法保護自己，會使壓迫感增加，而且也由於反抗行為本身也會賦予我們一種內在的張力，快感或者慰藉……我們的反抗會使我們感到，我們並不是環境的犧牲品。”五四後期，胡適已經開始減少與社會的衝突，像另一個社會學家科塞形容的那樣，他“已從一個改革的自覺倡導者變為‘消滅###’和人類關係學專家的形象”。魯迅則不然，他保持了“吶喊”以來對於“吃人”傳統和專制政府的復仇的敵意，不憚於繼續將敵意向原初物件發洩，而且向替代目標如胡適等知識界的焦大發洩。

自由，人權，與憲政制度特別是專制主義制度之間，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現存秩序與反秩序勢力都有自己的火槍手。政府選擇和委任的專家長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