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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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麥克奎甘在論及批判知識分子的時候，相應地使用了一個“不滿的文化”（Culture　of　dissatisfaction）的概念；並且指出，這種不滿的文化以其不間斷的對傳統力量和現存秩序的反抗，而成為文化監督範圍內進步變革的主要動力，因此，它是所有官方文化政策驅之不散的幽靈。魯迅在“###”的獨裁政體的壓迫之下，以他的強韌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反抗，成為現代中國的“不滿的文化”的一個永久性的象徵。

1。困擾魯迅的革命問題

這是一出關於人道主義者的戲劇：魯迅憤慨於國民黨的“屠伯們”以共產青年的血洗自己的手，然而剛到上海，幾乎立即陷入了一批青年共產黨人的圍攻之中。

由創造社###成仿吾掛帥，糾集了剛從東京留學回國的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李鐵聲諸人，創辦了一份新刊物《文化批判》。除了創造社及老牌的《創造月刊》以外，蔣光慈、錢杏邨等人又成立了“太陽社”，出版了《太陽月刊》。兩個社團互相之間有過磨擦，但是，提倡“革命文學”是一致的，攻擊魯迅也是一致的。

創造社成立之初，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與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而藝術”頗不相同。現在，他們一反從前的姿態，強調的是文藝的宣傳作用。被這批青年理論家標榜為五四以來惟一的一個“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家郭沫若，著文反對“個人主義”，宣稱“寧犧牲自己的個性與自由為大眾人請命”，號召文藝青年“當一個留聲機器”，否則，“那就沒有同你說話的餘地，只好敦請你們上斷頭臺”！他們首次規定文藝批評的兩個標準，“反映著何種的意識”是首位的，“結構和技巧”是次要的。關於暴露黑暗和歌頌光明的問題，大約因為這是階級意識在創作中的表現，因此特別重視。錢杏邨認為，如果要暴露黑暗，必須同時創造光明；沒有光明的創造，那麼暴露就是“盲目的暴露”。在他看來，魯迅“始終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一切的行為是沒有集體化的”，“不是革命的”，所以“眼光僅及於黑暗”。他寫了《死去了的阿Q時代》，宣告“阿Q時代”早已死去；接著又寫了《死去了的魯迅》，宣告矜持於暴露黑暗的魯迅自己也走到了盡頭。在發表的論文中，夾帶了大量的謾罵和恐嚇，甚至糾纏於年齡氣量年紀以至於牙齒的顏色。郭沫若化名杜荃的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把魯迅描繪成極端仇視青年的“老頭子”，“殺喲！殺喲！殺喲！殺盡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趕快！”最後，他這樣“決定”魯迅的“時代性和階級性”：

“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魯迅被迫應戰。

由於對方使用的是新式的理論武器，要做到知己知彼，他不得不購讀大量日文版的社會科學著作，包括馬克思主義著作。結果他發現，馬克思並不如他的學生一般的鍛鍊周納，晦澀難解，作為一種明快的哲學，反而使他更清楚地觀察到了這批青年理論家的癥結所在，糾正了自己原來思想中的進化論的偏頗。他後來為《三閒集》作序時，宣告說是“感謝創造社”，即是為此。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無疑豐富和深化了他的思想；在反駁新月派批評家梁實秋的“人性”論時，可以見到他對階級論的熟練的掌握。但是，這位思想者不會讓他的思想囿於某種主義和理論之中；例如在論及文學的階級性時，他說明道：“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可見他並非那類“純馬克思者流”，在他那裡，階級論同進化論，以及別樣的理論一起互相補充，取捨惟在解決中國問題的效用如何。

現實中的問題一直困擾著魯迅。其中，最急迫的問題是革命問題。黨國的建立是否意味著革命的終結？如果有必要重提“革命”，那麼將賦予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