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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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社和各種同業行會，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是受到嚴格約束的。一些自衛性的團體是允許存在的，而一旦它變成一種壓力集團時，政府就要將其解散。出自民間的組織被認為是充滿爆炸性因素的。任何一個能夠控制民眾運動的新興組織的產生，都構成了對政府的威脅，只有在它形成之前將其摧毀。同時，一定程度上還是因為組織總是建立在個人基礎上的，像公民對統治者效忠一樣，新興的組織意味著新領袖的出現，而新興的領袖就構成了原有統治者的事實上的對手。結果便是：過去一個長時期以來，所有新興的組織都處於政府的控制之下。”五四運動以後，國民黨便開始注意吸納學生，領導和組織群眾，動員地方團體包括家庭、宗族、保甲、村寨、行會以及秘密協會，還有新成立的工會、青年和婦女團體，參加旨在推翻舊軍閥的鬥爭，也即“奉旨革命”。清黨時，同樣利用組織的力量消滅異已，統一效忠於新領袖。後來的“新生活運動”，還是試圖透過有組織的推動去進行的。美國學者派伊所以說中國“易於統治”，就因為“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自己統治自己”。以蜂窩狀的群體組織，遵守內部紀律和自給自足以維持一種預設的秩序。這是有傳統根據的。但是，蘇聯的組織無疑提供了新的經驗。組織化完全用於控制，即極力設法達致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生活的同一；而這些民間組織，卻並不像西歐的那樣形成一種壓力集團，對國家政治施加影響。米切爾斯說過一句很精闢的話：“不論誰說到組織，都是在說寡頭統治。”對國民黨來說，這是合適的。

這樣的黨，既然有能力控制全國的大小組織，便有能力推行思想統制。所謂“訓政”，“以黨義建國”，實質上意含了思想的控制。意識形態一旦與政權力量結合在一起，將使控制的效率獲得空前的提高。蔣介石上臺後，政治宣傳的首要任務，就在維護正統性和統一性。1928年開始，國民黨透過南京國民政府全面實行“###”。此時，學界就政體形式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捲入這種討論的報刊有《新生命》、《生路》、《現代評論》、《星期》、《時事新報》、《中央日報》，以及《新月》雜誌等。一些政治人物及御用學者從“清黨”後一黨獨大的“現實”出發，證明在中國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是不符合國情的；並且認為，國民黨是代表社會全體利益的黨，是由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決定的。如周佛海便稱國民黨的獨裁不是少數人或一階級的獨裁，而是代表各階級的革命民眾的獨裁，具有某種代表性；這樣，由黨和國家施行的種種強制性措施，根據定義也就不再能解釋為壓迫了。據說到了黨權時代，思想的統一是十分迫切的，無條件的。“以黨治國”，形式上是黨組織、黨義、黨員三位一體，這是參與建國方案討論的報刊大體認同的。人民必須絕對信仰三民主義，有人甚至鼓吹，除了真正的三民主義者以外，對其他人的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則應予以禁止。孫中山的“遺教”成了合法性的來源，領袖的理論成了類似憲法的規範性檔案。這在憲法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在灌輸正統理論的同時，以蔣介石為首的政要人物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代言人，致力於以忠誠為核心的傳統道德說教，強調“統一、和諧與服從”，實行政治專制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整合。英國學者波蘭尼說：“正統性主張是一種非常令人生畏的權力工具。”在專制主義者那裡，正統性是根本的。關於意識形態統治，波蘭尼的觀察相當深刻，他分析說，在極權專制之下，即使人們非常討厭統治者，普遍地否定官方的正統做法，也無法產生別的思想運動。結果，“官方的種種意識形態就頻繁而自動地被人們用來解釋事件，即使他們並不支援這些意識形態。專制主義已經清楚證明，除了透過有權威的機構操作外，沒有任何現代文化——無論是個體的還是市民的——可以生存。”這樣，也就只好任由專制主義逞能了。　。　想看書來

極權主義的分析家們普遍認為，極權主義是一個現代現象，有別於傳統的君主專制或寡頭政體的是，它是由惟一的政黨和操縱該黨的那些人對一個國家及其人民實行的絕對統治。它的最顯著的特點，是恐怖與宣傳的結合。阿倫特補充說，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宣傳則為灌輸所取代，特別強調其中的強制性。至於製造恐怖的手段，則並不完全取決於暴力，重要的還有社會組織以及社會控制技術。國民黨的“###”算不算極權主義呢？易勞逸評說道：“1927年後，由蔣介石一手塑造的政府既不極權又不民主，而是在政治上搖擺於兩者之間。”依此看來，好像算得上準極權主義。實際上，這是一個帶有學究氣的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