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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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吶喊”時期，魯迅便做過關於“暴君的臣民”的隨感，這時，也仍然重複著“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的結論。君臣關係，是東方政治文化學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一個農業大國裡，權力高度集中而等級森嚴有別，政治運作的規律，自然大不同於從工商社會發展起來的西方國家；而在“驕和諂相糾結”的“沒落的古國人民”中產生的統治集團，也自有自己的精神特色。《扣絲雜感》中有一段“包圍新論”，對此有著精彩的描述。文中說，無論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身邊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使他變成傀儡，外面的人看不見他的本相，所見只是包圍者製造的幻形而已。此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刊物之類也跟著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龍馭上賓於天”。中國之所以永遠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僕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作者自稱思索過兩種“包圍脫離法”：一是猛人自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要先“清道”；然而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事先便已改變了木然的情形，當然視察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泛接觸，不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圍；然而時間一長，也終於有一群制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是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魯迅指出，統治者的覆滅同它的崛起一樣，是寡頭式統治本身所決定的，無從擺脫的。英國學者邁克爾·波蘭尼在論及斯大林和他控制下的蘇聯時，這樣指出：由於赤裸裸的權力的穩定性隨著它所控制的忠實於獨裁者的人數的增加而不斷增加，“因此，用強制力對一個大國保持控制，比控制海洋中間單獨一條船上的船員要容易得多”。問題在於歷來缺乏信仰的中國，沒有這樣忠實的追隨者，所謂“真正的黨徒”；正如魯迅所觀察到的，有的只是“隨風轉舵”的人物，不會為他的首領拼命的。或者，這也算得是統治者的大不幸。

對於中國的國民，魯迅素有研究。羅爾斯在《萬民法》中相對於國家，提出“自由人民”的概念；其基本特徵，是中國國民所不具備的。大約領袖群倫是需要凝聚力的罷？孫中山便批評中國人“一盤散沙”。魯迅是反對“將倒楣的責任，歸之於大家”的，他指出，“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這“治”的結果，在大屠殺事件中表現出來，讓人尤覺沉痛。魯迅在白雲樓整理完童話譯稿《小約翰》，作引言道：“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巷中是十幾只蜑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彷彿覺得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他在另一則雜感中同樣慨嘆道：“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這是怎樣的“人民”呢？次年作《太平歌訣》，引《申報》一段記事，說中山陵墓行將峻工時，石匠有攝收幼童靈魂，以合龍口之舉。市民於是自相驚擾，家家幼童肩懸一方紅布，上書歌訣，借避危險。歌訣有云：“人來叫我魂，自叫自當承。叫人叫不著，自己頂石墳。”魯迅稱為“太平歌訣”，說：“‘叫人叫不著，自己頂石墳。’竟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又說：“市民是這樣的市民，黎明也好，黃昏也好，革命者們總不能揹著這一夥市民進行。”美國學者易勞逸在分析國民黨政權時，曾經這樣指出：“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個政權就是它自己的選民。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政權的現代化和發展的動力如此微弱的基本原因；但也是為什麼儘管有腐敗和行政機關的懈怠，政府的官僚機構還能支撐這麼久的原因；以及為什麼這個政權能夠在鮮有其成員的更換，又無新思想的補充的情況下存在了20年以上的原因。”易勞逸使用“選民”的概念是不切實際的，中國沒有###，這個政權完全是以槍桿子的力量強迫國民接受的。然而，這裡所揭示的關於政府的素質取決於國民這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至少與魯迅一貫重視“國民性”的思想頗為一致。在廣州，魯迅多次講演，都涉及到革命群體的信仰和覺悟問題。及至事變發生，再次證實了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這時，他卻並沒有像一些精英人物那樣充當說教者，一味加以責備。他深知，“民魂”的發揚是未來的事，“思想革命”不是在旦夕間可以完成的。目下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對付殺人者，也即“有槍階級”。他確認他的目標不會出錯，而且，他不會輕易放棄這個目標。正如歷史上著名的雅各賓派人物聖茹斯特對革命所做的表述那樣：“一個民族僅有一個危險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