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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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魯迅死於20世紀而活在21世紀。

這是一個奇異的生命現象。然而，他並不像別的偉大人物那樣，帶給世間的惟是靜止於歷史的或一階段的炫目的光輝；與其說，他帶來的是“欣慰的紀念”，凱旋門，繽紛的花束，無寧說是圍城的缺口，斷裂的盾，漫天無花的薔薇。作為現時代的一份精神遺產，它博大，沉重，燃燒般的富於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傷，痛楚，覺醒，甘於帶著流血的腳踵奮力前行。

1881年；魯迅出生的年頭，正好臨近帝國的懸崖，是時間的斷裂帶。中國現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蹣跚起步，許多陌生的事物，陸續出現在大隊蠕動著的辮子和小腳之間。隨著經濟的萌動，政治改革的一次嘗試——戊戍變法——旋起旋滅，蒙受血光之災。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橫亙在官員、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問題。

漢學家費正清用“沿海中國”和“內陸中國”的概念，闡述中國近代的兩大傳統。魯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城鎮：紹興。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輕的；它是越王報仇雪恥的故地，又是新書報最早流佈的地方。在它四周，毗連大小村落，具有明顯的邊緣色彩。

魯迅的大家庭過早敗落，對應於古老中國的命運，很有點同構的意味。由於祖父下獄事件的牽連，他曾經在鄉下度過一段短暫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監斬候”，由最高統治者於頃刻間的“欽點”決定一個人的生與死，這是荒謬的，但是又是天經地義的。權力的這種不測之威，使他自小便為一種無法言說的焦慮、恥辱和仇恨所抓攫。父親的長期臥病和後來的亡故，無疑加劇了他的精神創痛；而作為長男，又不得不從中擔當沉重的責任。家庭的兩次變故，把他無情地推落到社會底層；從小康而入困頓，終致自我放逐，遠走異鄉，“把靈魂賣給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構成了他日後反抗現存秩序的廣闊而深刻的背景。

可以說，魯迅來自傳統中國的黑暗的深部，來自現代的源頭，來自東西方文化衝突的第一波，來自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魯迅及其時代的關係，就整個現代化程序來說，帶有某種“原型”性質。由於改革的緩慢，在一個長時段內，前前後後會產生許多彼此類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說，在無限張開的現實當中，將仍然不斷遭逢以往的幽靈。這種“同義反復”的東西，是最本質的東西。魯迅始終抓住這東西，對於這個前現代社會，則抓住其中的死結：“吃人”。所謂“吃人”，即作為個人的從生存到發展的各種權利，全然遭到剝奪；用馬克思對專制社會的概括，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然而，人們已經習慣於奴隸的非人的處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對於現實，一是不敢正視，二是善於遺忘。魯迅所作的鬥爭，不但在於揭露黑暗的事實，還要暴露各種企圖掩飾黑暗的行為。可怕的是，這其間，除了官方的佈置，還有“同人”的合謀，以及民眾的參與。魯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極力使司空見慣的東西陌生化，使隱蔽的東西公開化，使穩定均衡的東西極端化和尖銳化，總之，他要使“黑暗的動物”現形，使“鐵屋子”裡的人們無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見事實的實在性，使真理自明。魯迅的全部努力，幾乎都在於揭示時代的真相。所以，當我們重溫魯迅的文字時，就會詫異地發現：被揭露出來的一個又一個未曾改變——魯迅傾其一生都在促進其改變——的事實，已然包涵了一種貓頭鷹式的洞見，猶如先知的預言。

我們是誰？人還是奴隸？我們是否具備自由的意志和權利？

魯迅的存在，對於活著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種折磨。這不僅僅因為他揭露了為人們所不樂於接受的世界的真實，而且還在於他總是以一種與人們相悖的態度和方式對待這真實。無需鬥爭，或者簡直厭惡鬥爭，應當算得上是幸福的吧？可惜事實上並非如此，無視鬥爭的存在，往往出於奴隸的自欺。魯迅終其一生，確實不曾背棄青年時期構築的“人國”烏托邦；但是在現實中，除了確信自己作為奴隸以致奴隸的奴隸的經驗之外，他懷疑一切。他把幾千年的“東方文明”等同於殭屍，不相信一直為統治者編修的中國歷史，說是“家譜”，不相信正統意識形態控制下的霸權話語。那些故作激烈，左得可怕的革命者，也是他所憎惡的。他反對矇昧主義，而對中國的學者又往往抱不信任的態度，大約在他看來，其中多是“假知識階級”，是喜歡給權勢者幫忙或幫閒的。對於底層階級，雖然一直是精神皈依的物件